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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佛出现了，所有旧的邪魔都要被消灭”。他甚至让弟子放火烧了佛教寺庙和佛经，因为它们已经不适合新的时代了，一年后，另一个起义组织推出了一个“新佛”，那是一个九岁大的小男孩，他们带着他四处传教。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类事情不断发生，比如说在613年间的宋子贤起义和他的对手沙门向海明领导的起义；8世纪前50年的王会苦（音；Wang Hui…ku）起义；及最后1047年的王则叛动。从一开始，反抗运动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就是宗教兄弟会（教会）。在西方，它们以“秘密社团”而闻名，虽然任何方面的实际情况都不像“秘密”这个词，而且这些教会都采用了非常具有想像力的名称，但是，在此将它们翻译解释成“秘密社团”是非常贴切的。因为虽然这些宗教社团起初并不将自己看作是“秘密”，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得秘密行事。这些社团之间尽管有千差万别，但他们的理想都是期望现实瞬间而逝， 这样便对当时政权构成挑战，以至于因此受到禁止和迫害。
224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无数的秘密社团出现了，又消失了。很长一段时期，它们像巨网一般遍布整个国家，就攫取权力而言，时常对当时的政权构成某种阴影。我们只需分别提及围绕弥勒佛和阿弥陀佛（净土）而建的两大组织。前者（随后称之为弥勒教会）在公元6世纪初创建，后者则在公元后12世纪初建立，称为白莲教会。从15世纪开始，追随着朝拜阿弥陀佛的潮流，“弥勒教会”渐渐地被白莲教秘密会吸收。白莲教是宋朝许多起义背后的支持力量，甚至包括很久以后的“义和团”起义，这是中国社会不为人知一面，在欧洲却变得最广为人知。白莲教这种秘密组织虽然屡遭禁止，也常常分裂衰落，但它却在几个世纪内一直努力保存自身。它的力量似乎来自于信仰的增生、融合之多样性，这给了它具有保护作用的隐姓埋名的手段和不受限制的再次创建的能力，因为不得不怀疑，为何在几个世纪内，总是同一种信仰的信徒集合在“白莲”之名下。然而，最后看上去永存不朽的却是“白莲”这个名称本身，虽然它仅仅是呼唤着实现另一个更好的、而且最初是他世的世界之可能性。保证了这种内聚力的并不是有关那种理想的模糊概念，而是它们基于道教的某种仪式形式。自省、房中术、食素、熏香都是其例。所有这些实践都以直接指向无意识来表现自己。
第五部分：现实的灰尘（1000—1800年）第一节 忠诚和异端（9）
然而，自宋以后，这些秘密团体也宣扬那些原本相当正统、但后来却和被“统一”这个概念搞得神魂颠倒的新儒家纲要不再一致的儒家教义。在新环境下，这些儒家思想经历了一种神秘化过程，有时甚至是粗俗化了，但其肇端却清晰可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秘密社团里被讨论的一批预言性作品，比如说《推背图》，据说此书可以推溯到公元7世纪。题名中“图”这个词暗示着要接续汉代谶纬书籍的传统（汉疏），那早在公元460年后就被废除了。这些新的谶纬作品马上引致同样的命运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其中有着和《易经》理论结合在一起的、有关一定统治时期（代）会被轮回替代的汉代概念，以及将世界周期看成是连贯整体的西方学说。这些预言作品的形式让我们回想起我们的贞卜作品。它们经常包含着诗篇韵文（总是随着一个版本到下一个版本发生变化），也常常配有图画，比如就像《推背图》那样。有些甚至附有评论注释，试图要确定诗篇中描绘的事件哪些已然发生，哪些尚未发生。这提示了重要的信息，因为他们将现时和紧接而来的未来正确地联系起来，当然未来是他们更为关心的所在。新儒家相信一个单一的、不变的原则（理）掌握着人类的所有历史（在这方面，他们和汉儒不同），所以，历史是以个别的、繁荣或衰退的阶段在进行这种观念必然要受到怀疑，特别是当有人想到那种谶纬作品是要取代以往的历史编纂时。以往的历史编纂是记录那在连续不断的朝代里不断演进的历史的。因此，它必须将诸如《推背图》这样的书看成非常之危险，因为其作品结构是一系列连续的图画，每个画面都代表了个别的、可以被替代的历史阶段。更有甚者，这些个别的历史阶段都步向一个“大结局”，虽然此终局不甚明了，不知是指一个新循环的开始呢，还是指一个会变成一个法官坐在那里审判整个历史过往的真正的“新开始”。似乎《推背图》的注释者，甚至可能是作者本人都倾向于后一个观点，因为在第一幅图中——这在所有版本中都一样——画的是日、月，这和附加的文字一起大都被解释成是世界的创始。没有任何一种单一解释试图通释所有的图画的文字（通常有60幅）以及它们和历史事件的关联。“大结局”总是存在于未来。另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它们对最后一幅图的再绘中，不同的版本都相当不同。
225虽然这些秘密团体总是遭到禁止，但他们散布的预言性著作却对民众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1945—1949年间，共产党军队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正在打仗的时候，这种情况也再次变得非常明显。《推背图》中有一幅图，画的是水中间有一块长满青草的石头。这被解释成它代表了“人民的”的起义浪潮围绕着蒋介石（蒋这个姓有个草字头）。将预言性著作当作政治目标的直接宣传支持，使作品变得像打油诗，那是自汉以来所有革命运动都偏爱的手段。对“预兆”的处理受到了非常巨大的关注，特别是在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在汉代，卜筮和谶纬著作是儒家反对法家倾向的统治者的武器，后来却倒过来变成了秘密社团反对儒家的武器，因为儒家早已和当权者沆瀣一气。在宋朝早期，这种发展趋势已经露出苗头，显示出在世纪变迁中儒家已在多大程度上偏向“右翼”。但是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即便是“君权神授”导致朝代更替这个观念——它无疑是儒家的口号，虽然不是他们发明的，但肯定是他们致力鼓吹的——也渐渐地、越来越多地为秘密团体所用，因为新儒家对朝代变化这个观念感到极不适意。从宋朝以后，这样的朝代更替再也没有发生，除了要么被异族征服，要么反过来又颠覆异族统治。这意味着“君权神授”变得无关紧要（在被异族征服的情形中）或者它不需要被讨论（当异族统治被推翻的时候）。但本土皇朝宁愿求助于“蛮族”，也不肯承认“君权神授”的失败。
第五部分：现实的灰尘（1000—1800年）第一节 忠诚和异端（10）
秘密团体和他们的社会政治诉求
秘密团体领导的起义借用了从前的儒家因素，这个事实显示出，企图拥有权力的那些力量将自身看作是潜在的统治组织，而且并没有仅仅把一个他世秩序作为自己的目标。至少，不同起义的首领显得能熟练利用民众的真正宗教信仰。这似乎显示出他们寻求的改变世界的替代方案常常不是要在彼界实现，而是对当世国家和社会进行重新建构。大部分起义教派常拥有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力量，其结构之特色就体现出这一点。它们的领袖所拥有的名号也是如此。比如说，“上天大将军”就代表了宗教和军事思维的有趣混合体。又比如说，道家组织形式的复苏——它最初是在佛教渗透进来之前的两三个世纪中、在“黄巾教”和“五斗米道”中创建——也指出了同一个趋势。但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打坐一样，我们在此遇到的不是道教组织的原初形式，而是受外国宗教影响后的有非常典型的修正组织形式。不幸的是，对此民众起义的所有记录几乎都经过了儒家历史学家之手。由此，我们对这些不同运动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印象是不准确的，甚至常常是被扭曲的。但我们至少可以对它们的产生有一个粗略的概念。因为，即使一方面考虑到儒家带有偏见，另一方面又是起义者受教育不多，常常公开直言反知识分子的偏见，不愿过度细致地描写他们的纲要，以下情况仍是事实：记录中有些用词揭示了它们从属的传统。“黄巾教”和“五斗米道”精神的继承人创立了“事魔食菜”教，在这方面就相当典型。它被儒家学者庄季裕（13世纪）记载下来：
227事魔食菜，法禁甚严。……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死则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