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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也就是说，占卜的日子——被加了上去②。它们非常清晰地显示出人的祸福所倚是何，或者，更确切地说，贵族统治时期的祸福所倚是何。大部分问题和各种类型的自然事件有关，比如询问降雨、日照、洪水、歉收和渔猎的恰当时间。而对所有人类事件寻求建议也非常重要，这里只指出几个最重要的例子，比如派遣特使、城邦建立、献给神灵和死者的祭品、军旅远征、疾病和梦境等等③。这些问题都以一种电报般的风格被简洁地表达出来，像以下这样：“‘丁巳贞。问：雨？问：无雨？’‘癸卯贞。问：征X④地幸？’‘癸酉贞。问王胃疾。不宜？’‘艮巳贞。问：王梦白象。预兆？’”⑤
5在极少情形中才会弃而不用的这种简洁措辞，它们最初肯定是通过书写材料口授笔录下来的。这项工作非常麻烦，也没有给镌刻铭文留下什么余地。但是另外一种限制和内容有关，因为几乎所有问题都遵循一种“是…否”的模式。如果想问进行中的活动（做梦、疾病）或人的一项事业（战役、献祭）之结果，它的回答总是以下形式：“吉…凶”。除了表达的清晰简洁之外，整个问题也常常以否定的形式重复提出（这在如今日常口语中也仍频繁发生）。个中缘由可能是，如果一个问题被如此“清晰”地表达出来，就更容易因龟骨的碎裂情况而破译答案，因为只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然而，必须记住，现实因此变成了非黑即白、由一系列吉祥或不幸的事件组成的东西⑥。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没有什么是自发产生的，更不用说是人类意志的结果了。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是上天以某种方式“传送”的旨意。在当今，这一切都难以想像，但它的确是所有高级文化的早期类型。所有的主要决定，包括政治决策，据说都是首先被设想成处于真空之中。一切决定都先在超自然的王国中做出。只有在这之后，再将这决定贯彻及地上的人民。
第二部分：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第一节 此界和彼界的统一 （2）
如果想要将这种态度称之为孩子气，那是最恰当不过了。这种态度通过一种纵伸维度，即灵魂维度，扩展了那时仍在地域上受到相对限制的中国文明。在这种文明之核的商朝，中国北部中心的黄河流域四周，散居着黑皮肤的原住民。他们向东北、东南和西南方向，即如今的辽宁、四川省扩散。切分此岸和彼岸世界的界限，正如文明的疆域自身一般动荡不定。在不断的争斗中，疆域扩大了，周界随时间流逝而模糊不清。因为此岸世界在所有方向上都是开放的，所以巫师所传达的上天旨意成为划定周界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巫师将丰富的可能性减少至人类可以接受的程度。巫师可以理解这些神谕，它们给了他一种确定的安全感，因为即使这些神谕预示了灾难和危险，但如果平静视之，将它们分门别类，还是显然会少一些威胁性。在一个被野蛮和文明分据的世界中，巫师因此成了不可或缺的指引，也是此界和彼界的指引。但是，此界和彼界的分割是如此悬于一线，在两部分之间的所有地方都发生着连续的传递，甚至双方获取快乐和幸福的手段都是一样的。自然界季节的变化循环带给人类衣食，也带给他们死亡和灾难，但在这些变化背后，是魂灵大军在纺织着命运的缕缕丝线，这些丝线也许是看不见的，然而却可以感知。和生活在原始森林里的野蛮民族的世界相比，魂灵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它们有时是友善的，如果它们更频繁地与人为敌的话，那只是因为它们的生活似乎追随着另一种律动。因此，死亡本身也绝不是一种障碍。死者不过是以某种方式改变了生活节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欲望也就指向人世间同样的事物，并且也想以像此时此地的同样方式得到满足。在商朝先王的墓中，发现了难以数计的陪葬品⑦。这些陪葬品的高级功能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从指环、贝壳饰品到整辆马车，还有马、狗、成群的奴仆和女人，它们都陪同死者下葬，在彼岸世界继续向他提供快乐。而平日不断向死者供奉的祭品，仅仅是以上观念的延续。虽然这些祭品有细微的区别，但它们还是暗示出死者和要求得到同样关心的其他自然灵魂之间的相似性（甲骨文包含了有关献祭术语的复杂词汇，有些现在已经无法破解）。墓穴中同样发现了专为祭祀目的而用的青铜器皿，它们因工匠的技艺和艺术的质量备受钦赞，器皿上那些含象征意味的装饰，暗示着从彼界回到此界、死者返回人间的路途也非常重要。这条路途和光明、黑暗的象征相连，而光明与黑暗的象征是通过日夜的永恒交替表达出来⑧。这或许表明，和死者王国的交流同样也是靠巫师和媒介来维系，虽然对此没有任何早期记载，我们只是仅仅知道它们存在。
6将如此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接合起来，和以下两个界域的融合之间，有着相似之处。这两个界域和我们现世相对，即过去和将来。虽然巫师表面上将他们的关注点限制在贞卜预测上，实际上他们更主要的是关心现世。他们是要为此时此地提供行动的指示⑨。期望于未来的，根本不是什么新的或不同的东西。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会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人们期望得到的是已知之事的重复，而其每次的特别形式则依赖于彼界灵魂作出的决定。巫师绝不是预言者。事实上，贞卜和巫术并不互补，相反，它们趋向于彼此排斥。预言家和巫师都是严肃冷静的专家，他们尝试要揭示出世界事件的运转原理，因为它们影响了人类生活，这就像他们要揭示出气候和天体现象的成因一样。在他们的想法中，未来所扮演的角色和在气象学中的相同：它既是他们努力探询的原因，也是探询的对象。但是，就一个概念而言，它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种发现的所得，类似于科学上的快乐，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甲骨文材料的产生，我们的知识来源也正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它显示出，甚至是在这么早期的阶段里，对未来的发现也是通过对过去的发现——或者说，至少是对过去的保存——而一代代传下来的。这反过来表明，在这段时期内，由巫师给出的答案，不仅仅被理解成是更有力量的灵魂所给予的独立决策，也是更有眼光、更知晓世界运转原理的权力所传达的声明。这种对时间的早期认识——它对《历史的起源与目的》（雅斯贝尔斯，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Jaspers）中的所述当然并不知晓——在晚期的中国思想中又一次次地浮出地表，它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创世故事是未知的。这种时间的静止观缺少一切倾向，包括对过去的倾向，因为排斥了世界的起源，自然也排斥了有关世界终结的观念⑩。
7这种尚未充分发展的时间观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语言的影响，是一个相当有趣但不易解答的问题。因为在那个时期，时间可能正处于对它的“孤立”（isolation）表达得最明确的阶段（也许仍然保留着字尾变化的痕迹），因此也缺乏将陈述指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几乎所有手段（就像我们一直如此，却从未意识到那样）。这种现象是一千年的史前史延续进程的结果，毫无疑问它也在某些方面影响了思维的方式。时间的演变，是通过一些只是偶然使用的助词来表现，比如说表示过去的“已”（从“止”的含义而来），表示将来的“将”（从“带来”的含义而来），或者非常有趣的作为一个概念的否定词“未”，它通过一系列元音变化和其他否定词联系在一起，但这些词都难以构成一类来弥补以下事实：汉语表达的时间性不能在汉字上变化。助词惯常是用来指示空间的，如今这些表示时间的助词也在语句中占据了和表示空间的助词所占据的同样位置。所以，“我做”和“我将做”之间的区别，和“我在此处做”与“我在彼处做”之间的区别是相同的，前者的区别并不比后者的更重要。所以，想要理解“希望”（hope）在中国传统中的意味，就必须意识到由助词发挥出来的奇妙作用。它需要二次变化——此变化虽然进展迅速，但如今仍在进行，直到语言能够通过形成表示时间的后缀来解放自己，而这种变化发展肯定会更进一步修正思维的模式。
第二部分：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第一节 此界和彼界的统一 （3）
以上已显示出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