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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崩溃后的三个世纪里，道教看到了他们的希望成真，因为这一时期似乎的确是一个无尽的延长了的混乱和过渡的时期。国家进一步瓦解，小国林立，少数民族部落进入中国的北部和西部，接连起伏，连绵不断。日益悲惨的人们似乎处在地狱之中，伴随着绝望，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承受了无尽的失望之后，他们当然相信来世不可能不给他们带来救赎。毫无疑问，在外来宗教的影响下，尤其是佛教和善恶对立说，第一个真正的救世主观念产生了。在《太平经》的后几部分，充满了神秘的诺言。有一章简短地提到了据董仲舒“三统”论原则而来的时代的循环，于是一群徒众问“老师”人们盼望着的救赎者的姓名和出身。除了对这位尚居未来的生命行将出现的重要日期有着谜一样的暗示外（体现在循环的迹象中，但不是明确指定的），还告诉了人们它的姓名——李耀青。据传统说法，老子自己就成了李氏家族的代称。这个人的名字“耀青”则意味着“放出光彩”。根据其他材料，不管怎样，老子再生时用的名字是李宏（“宏”意味着“远”）。很显然，所有这些新发现并没有讲出更多的内容，它们只是引导各个起义领袖去选择适合的名字，适当起事的日期，以使他们的行动要与已知的预言相对应（张鲁就是这样行动的）。使用最为善遍的叛乱者“李宏”这名字（大概正像美国人原先用“约翰史密斯”一样普遍，因为“李”显然是最普通的家族姓氏，而“宏”也经常作为人名）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概言之，家族姓氏“李”对于发生在公元二至七世纪这时期的革命来说是一项巨大财富，它深深地打上了受大众欢迎的道教烙印，第一个持久地统一中国的唐朝奠基者们就姓李，人民认为他们是老子的化身，因而他们给国家带来和平。他们从人民的这一期待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第三部分：世界的边界（约前200—300年）第三节 叛乱与和平（7）
126因而并非是社会大一统的愿望使人们对这些宗教思想内核产生狂热的盲信以及一再表现于《太平经》中的人民政治起义。统治者的贪婪和自我中心论首先被认为是对自然的冒犯，它妨碍了天和地对人的源源不断的恩赐。点燃起义群众怒火的更应是他们确定无疑的信仰：他们替天行道，以及由此而来的假相，即他们刀枪不入，这也经常使他们被官军诱捕。例如，黄巾军起初是没有武器的。不管怎样，《太平经》中的很多段落提到了“种民”，“种民”被允诺长生“成仙”，这也就表明了在不可避免的杀戮中，他们会毫发无损而在一个新的时代为新的人民提供种籽，生生不息。
我们只能猜测，在无法表达的失望中，统治者当局一再抓获平民群众，这时他们被他们幼稚的信仰欺骗了，在与冷酷的、严峻的当局恶战中，在与其他争权夺利集团的战斗中，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杀害了。在最后的绝望时分，他们不会忘却远离这个悲惨世界的救赎天国这个苍白的希望在抚慰着他们。对于无从考究的道教地区领导者张鲁的死亡，我们看到有两则记载于此事的传说。从其中一则来看，据说他死于217年，但当259年掘开其坟墓时，他仍毫发无损地躺在棺中。某种程度上，他的死被阐释为道教中“尸解”的迹象，但事实上他已进入天堂。据第二则故事来看，在众目睽睽之下，张鲁升了天。在后来的301年起义中，孙休这支起义军与黄巾军从属于一个传统，也涉及了神秘的辅助者们。这并非说他们的努力没有结果。他们身着羽衣则表明他们从永生的天国飞翔而来。正如史著中所说，孙休的一个后代孙岱，据说在389年并未被斩首，而是与他不朽的灵魂逃遁到福岛上。终于何休的侄儿孙恩于一年后解散了强有力的起义军，但在402年才被彻底击败，他还利用远离中国东海的州岛作为他起事的基地，从语言与字面二者来看，“州”的名称与海上三神山之一相同，最后被击溃后，他和他最亲密的朋友们妻子们，共计一百多人据说跳进了水里，人们相信他变成水鬼回到了福岛上。
127这份名单可以无限延伸下去。它表明在一种虔诚的幼稚的信仰中，中国人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不愿英雄死去，取而代之的，他们让英雄们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从那儿似乎可能再回到人间，在那世界里希望能得到实现。在中国的农民起义中，超自然的因素因而成为最重要，最富特色的因素之一。为叛乱的念头，经常要做准备。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些准备在某种超自然的空间中进行，只有个别的秘密社会的成员方可进入。除非由于叛变告密而导致起义计划时间改变，在这个世界上起事的时间也总是预先定在一个确定的时刻。万一失败，他们便败退到一个超自然的王国中，在那里等待东山再起。尽管所有的管辖措施都属于“黄巾军”的秘密社会的传统，但它完全没有中断过。这就表明所有的起义及其他背后的观念并非是孤立的行为或者总是新进的意识形态，而是悠久传统中的一部分。在绵延不断的中国历史中，这一传统几乎消失在地下社会，就像藏在酒窑里一样，从而脱离了我们的视线。中国文化中的黑暗面总是为冷静的、学究气的儒教所镇压，却又永远不会被完全毁灭，它存在于人们对不确定的未来的下意识的企盼中，它总是在悲惨的时刻再度宣布自己的存在。这在中国人性格的形成中是重要的，正如人们过去对国泰民安的探索一样重要。当然在安宁和平的时代，它同样有规律地潜伏在正常的日常生活中。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历史上这一趋势的文本被翻译过来。意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不仅是因为对传统中国理想观平衡的考虑，而且至少也要在当代中国对这些观念作公平的评价。据说，“张鲁赋予了这一历史序列以开始，毛泽东则成功地为此作结”。是还是否，这确实可以从多方面来回答。但至少提出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
第三部分：世界的边界（约前200—300年）第三节 叛乱与和平（8）
128注释
① 参见下文，pp。209…211。
② 参见上文，p59。
③ 《史记》，47：667B，参见 Chavannes（1）；5：327。
④ 参见 Biot（毕瓯），这是一部有关在《周礼》里根据现实描述的国家广度之问题的文学作品。如参见 H。Franke（2）；126；129；RBS；2：No。100；4：No。805；7：No。60。
⑤ 摘要见Needham（1），2：232…253（L）。
⑥ 见Forke（4），227…253；Eberhard（6），40…52；Tjan Tjoe Som（曾珠森），120…128。
⑦ 引自Eberhard（4），50；Bielenstein（毕汉思）（2），128…129。
⑧ 最近，这些真伪莫辨的典籍引起了许多汉学家，以及很多日本人的注意。参见Koyonagi Shikita（目小柳田），118…135。也见于Tjan Tjoe Som，95…120和冯友兰（1），2：88…132。
⑨ Tjan Tjoe Som，105…106。
⑩ 参见Koyanagi Shikita；412…429。
参见O·Franke（福兰阁）（2），冯友兰（1），2：62，另见Woo Kang（吴康），他深入研究过这部作品，并译出部分内容。
《春秋繁露》，11：12；参见冯友兰（1），2：62。
《春秋繁露》，21：162；参见冯友兰（1）；2：61。
参见Eberhard（6）；67…75，Dubs（2）；1：35，注2；Chavannes（1）；1：CXCI…CXII。
《春秋繁露》，21：164…168；参见冯友兰（1）；2：66…67
《论语》，2，23。参见Legge（1）；1：153；RWilhelm（3）；16…17；Waley（2）；93。
《春秋繁露》，23：154…163，参见冯友兰（1）；2：58…61。关于三教、三统、三正见Tjan Tjoe Som，548…558。
《春秋繁露》，23：154。
《春秋繁露》，1：7，参见冯友兰（1）；2：28。
《孟子》，3B，90，参见冯友兰（1）；2：281…282R；RWilhelm（8）；70。
《春秋繁露》，6：75，参见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