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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但是，就在大约同时期的一部对儒家理想国家模式描绘得相当详细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大部头著作中，我们看到了白昼的曙光。颇具特色的是，这部著作紧密地与礼仪联结在一起，事实上它建构了传统礼仪的一种规范，这就是《周礼》。④不仅宗教仪式，而且整个周期的国家机器上至君主，下至在果园里劳作的农人，他们应负的责任在这本书里都有十分详尽的描述。毫无疑问，这些记载不是虚构的而是建立在口头流传的东西上，也许有一部分是建立在书面材料的基础上，因为不仅在青铜器上人们发现了许多官吏的姓名，在甲骨文上也发现了。而同样可以确定的是，这一堪为典范社会秩序赋予整个国家以某些特性，即，使国家机器的各种功能严格结合，和谐运转，但它既不是自足发展的，也不是伴随着这样的完美和几乎使人混淆的微小差别而行使其功能的。更准确地说，书里所描绘的国家更应是从儒家观点看的国家，尤其是我们可在这本书中看到儒家的过去——本来融合的观点，过去——未来同一的观点。在书里，人们还能看到的是它表现的是某种变通而不是真正的发展，这一点是引人注目的。但在汉朝时运用《周礼》也许就是个时代错误了。然而《周礼》保留了一个无可争议的理论模式，但是也许更准确一点说，是因为它的内容似乎是如此不真实，只能用于增强其作为一个乌托邦理想的吸引力。它描述了遥不可及的幻想，从而对人们有某种统制力，而且人们还不断努力试图去认识这种种幻想，汉朝时的事实已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明。
儒生们改变了法家的“法”的精神准则，而使其回到“礼”的准则；从精神上来说，此变动已包含了重回过去的观点，包含了使永恒的准则更新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先前周初的意识形势中已出现，这一意识形态认为是“上天的旨意”使君权从一个家庭传到另一个家族来统治人民。确切地说，秦朝时已开始了这种创新的无畏努力，其结果是使这种思想有了决定性的拓展，与早期夏、商的先人相比，这一努力不再被认为是一种渐渐的“堕落”。那时人们认为每个朝代最初的统治者已变成了最糟糕的怪物。皇帝尽力把他的王位传给他无能的儿子（二世皇帝），尽管他已经丧失了对王国的统治力，是一个暴君，一个末世皇帝。单是衰微与改革相更迭的陈旧观念也很快被“旧——新——旧”这样的观念取而代之，因为“新”没有使已显得荒唐的“旧”重新回复，而是具有新事物应有的传统。因而必须假设旧——新——旧这个序列在道德上具有同等价值，是处于中立状态的序列。仅从逻辑上来看，汉前期（前206…6年）在中国哲学史上是形成循环论的时代。对所有非“法家”的世界观、尤其是对于儒家来说，新观念的出现引起了令人不安的挑战，而循环论的出现是面对这一挑战惟一可能的答案。在循环序列里调和进新事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新事物的爆炸性的危险力量，从而使之得到驯服。应该承认的是，这就意味着人们已意识到要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分期进行分析。朝代更替并不是上天的旨意，一定要从一个朝代过渡到另一个朝代，不管怎样，它也并不意味着，新事物比旧事物存在某种劣势。这个循环中的新事物比此前的旧事物更新，但也更旧。确切而言，它仍是更陈旧的事物，它声称要重归权力也得到了证实。这种新事物因而成为更新了的、革命性的重建。
第三部分：世界的边界（约前200—300年）第一节 视作未来的过去（2）
72循环论业已被用于对时代的记载。正如四季的轮回所显示的循环景象使所有的历法从此产生。尤其是中国人的六十进位的循环是从十进制与十二进制的结合发展而来，前者说起来是在人手指数目基础上发展而来，后者则建立在最基本的习俗所认为的月份数目基础上，它经常使用在诸如日期的命名上，这已在那些玄奥难解的甲骨上发现。同样，五行的划分（金、木、水、火、土）以及它们产生的轮转循环，在每次轮转循环中有一种占主导因素，且伴随着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制约，这在汉初以前就存在了。据说它们的发明者是哲人邹衍（公元前三世纪）⑤。自然，人们也知道其他的循环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诸如白昼与黑夜，一年四季的轮回流转，当然还有生与死的往复。而只有在汉代，这些循环和历史分期之间发生联系才成为可能。事实是人们关于时间的经验，尤其是对于未来的态度基本改变了。历史不仅可能而且有必要按照某种图式重复，这种图式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当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种探索未来的分支学科时几乎就已被人们接受了。（正如此前曾经发生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也是在商朝时。）人们努力去发现某个历史时期从而使之与理论所提供的每个模式相符，而且人们也试图发现历史记载着的某种现象与发生的事件之间的联系。同时，这些现象被搜寻出来从而对它进行合适的评价，于是它们又被用来去预测未来的事件⑥。
73在关于上天旨意的学说中，总是存在着某种现象，这种现象被理解为一个朝代行将繁荣或衰落的迹象，但它们约束了统治者某些好的或坏的行为，人们相信这些行为也是上天注定的，法令的更易与保留亦复如是；或者，人们激化了国家令人失望之处因而导致朝代衰微。但在汉代，一种特殊的无声的上天话语正开始被人们倾听，它不再倾向于用人们的日常语言来表述自己，不再表达它要求革命的权利，就像孟子那样。它用的是大自然的语言。史书上突然增多了许多天空和大地上奇异现象的记载，这些奇异的现象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通常意味着要对统治者进行鼓励或劝诫。当然，在较早的编年史中也早就记载了彗星、地震、山崩、冰雹、风暴以及类似事件。同样的，给人一种模糊感觉的就是至少古代存在的这些自然现象有更为深刻的意味，所谓的新就是它们系统化的产物，尤其指的是：它们不仅是上天对统治者统治方式的反应，而且经常忽略了道德的暗示。事实是，他们经由某种迹象宣称一个新的朝代命定地要在不同与前的五德之一主宰下统治国家。统治者（整体上来说是人类）不再完全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即使当他的行为成为典范时，他的时代也会衰竭，也许会结束。历史的发展不再因循人们的法律，而是依从于自然的法则。
此再认识并非由自身完成而是被操纵的，至少应用在个案上是如此。因为就像在商代，神秘的祭师（巫）在解释玄奥难懂的现象时参与了政治事务，因而他们同样可能跻身于负责记录各种自然征兆的宫廷官员的阶层。在他们中有占星家和称做“史”的制定历法者，在周代，他们渐渐把自己推进了一个处于前景的地位，执行着双重功能，像史家一样活跃。今天，“史”这个词首先意味着“历史”或“史家”。他们对各种征兆进行解释，但这些预示恶兆的天文现象迄今已被核实，许多记录都已被证实有误差或与事实不符。尽管史书中记载了这些现象，但记载中，如史书中提到的许多彗星根本不可能存在⑦。
这个学说如何改变了历史感，如何在历史变动的过程中深刻地与统治者的决定与前人有关自然力的诸成果之间保持平衡，都可以在编年表上的朝代年号上看出。在年号以及用自然现象为一个人自身行为苦苦寻找合理依据这二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上溯至汉朝第三个皇帝文帝（前179…前156在位），统治者即位纪年就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结合在一起了，这些年份是从前往后数的（即某皇帝即位的第几年）。但在公元前163年，第一次用朝代年号纪年（“后元”即后来但又是最初的开始之意），用皇帝即位年号作为纪年的基础（即“……某年号的第几年”）。公元1368年，明朝（1386…1644年）建立之年显然发生了政治气候的变化。从内因而言，宋朝时就为这种变化做好了准备；外在而言，其变化动力来自蒙古王朝。1368年之前，年号的更改要依据许多判断准则而行（而自然征兆仍是其中最重要的）。有时，在同一个皇帝的统治期间反复更换年号（甚而达到十四次之多），这就意味着皇帝的每次变动确实有某种含义，但这并不是惟一的有意义的断代（在这个皇帝死后，其年号也不再保留）。然而，不管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