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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这些理论给政体带来几乎神奇的自治效果。管仲（死于公元前645年）学派也发挥着相似的影响。在据说是管仲自己撰写的著作中（虽然可以证明这些作品直到管仲死后才产生），包含了一些章节谈论怎么通过“法”来统治国家。但是，只有那个受过儒家熏陶、而且并不只是靠机遇才成为荀子直系弟子的韩非子（死于公元前233年），才将以上不同成分糅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韩非子是法家的理论家；同为荀子弟子的李斯（死于公元前208年）、秦国后期最有权势的大臣，则是法家的实践者。韩非子的一生以悲剧结束，他被自己如此热诚地助以创造的体系之铁轮所吞噬。当韩非子出现在秦国宣扬他的学说时——直到那时，韩非子因据说口吃也只不过以书写的形式传播这些学说，李斯却出于嫉妒，将他投入监狱，迫令他自杀。一个多世纪之前，商鞅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当秦皇太子——商鞅第一个向之宣扬自己学说——死后，商鞅发现自己被牵连进一个阴谋之网中，他试图逃走，转入地下。但据历史记载，60随着秦国权势在整个帝国和它的体系中越来越强大，它的监视系统和举报系统也臻于完善，所以商鞅的这种努力白费了，最后他被抓获并被五马分尸。
在韩非子的著作中，仍然依稀可见荀子的影子。韩非子执著地发展了其师理论中潜含的部分，即关于人性恶的讨论。人们可以看到，韩非子的某些论述就像一阵遥远的回声，回荡着荀子对孟子所鼓吹的自然美德的批评，而这些所谓自然美德之最重要的温床就是家庭。然而，对韩非子来说，这些自然美德不过是国家的“寄生虱”：
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对韩非子来说，自然形成的家庭中的家族秩序，不能被祭仪和朝廷仪礼的秩序原则所取代。而荀子认为后者才是社会的基础。和商鞅一样，韩非子考虑的是道德秩序。它将以一种理想的手段把平等和不平等结合在一起：即朝廷制服和官员勋章。韩非子公开宣称，他的目的是要通过完全是由人指定的法则秩序将所有人组织在一起，当然这种法则肯定不是“仁”。这样一种制度体系将不会允许有人能逃离到一个更高的既不服从于人、也不服从于国家制裁的秩序中去。因此他要求加强军事力量，但这不是主要目的，以下他描述的这个故事非常明显地显示出“仁治”与“军事”的对照：
61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
第二部分：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第四节 黄金现世和发现未来（8）
对军事的强调一代代地流传，有着影响深远的反人文主义的意味，但它并不仅仅来自以上态度，它同样是因为对所有纯理论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年代久远，常常会有力地打断中国的传统，和无数只关心自己长长手指甲的知识分子之空谈道德形成一种对比。“今境内之民皆言治，”韩非子这么写道：
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
法家的混杂形式
韩非子的这些话，可以追溯到贴着激进儒家标签的荀子身上，但同时也非常贴近道家的思想。可以指出，这再次显示出后来在这两个世界观之间建立起来的壁障是多么武断。其中原因可能部分归之于想要让人民忘却法家曾有一段时间连接起了儒道两家思想。比如说，《道德经》中有以下一段话，韩非子的思想看来就是对其中思想的实践应用：
62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韩非子也赞赏统治者的“无为”，他认为这是真正的、成功的圣王最重要的特点。就像在商鞅时代，法因为太过严酷而在实施领域中消失了；在韩非子时代，同样是通过这“法”的过度控制，统治者消失了：法一旦被建立起来，它自行生效。统治者能够——实际上也是必须——“去智与巧”，因为“智巧不去，难以为常”。“听言之道，溶若甚醉”，他将自己从所有好恶中解脱出来，“虚心以为道舍”，“上固闭内扃”，最后变成了“能象天地”的“圣人”。这些句子在此所形容的，代表了统治的某种技巧，几乎完全是道家意识。同样，在韩非子著作有关理想政体的那一章中，也反映出这一点。虽然这篇文字的真实性常常受到质疑，但比起冷静的商鞅来，这些句子的语气没那么实际：
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故曰：“利莫长于简，福莫久于安。”尽管法家的这种“简朴生活”和道家的“简朴生活”存在着有趣的相似，但两家获得它的条件和方法都不一样。他们对人类文明走向何方彼此观念冲突，所以之间存在分歧也很自然。对道家来说，天堂是在所有历史之前的那个前文化阶段，它已经永远湮没了。而法家虽然也相信理想状态存在于先古，但是原则上没有理想时代这个东西。相反，在任何时刻，人类都可以突破障碍达到理想盛世。这恰恰就是为什么理想盛世的实现方式并不和昨天的要求联系在一起，而是和未来的需要相联的原因。法家的确将“无为”状态看作是遥远的理想模式，但他们不相信这种状态能靠“无为”而获得，道家却相信。63道家被动地等待，直到万物出于自愿而加强自身力量，直到文明造就的人类创伤会自动痊愈。这种被动的倾向，也许在儒家那里也有，比如说孟子，但肯定不是荀子和韩非子。
在这种关联中，我们先前已经简单涉及到的一件事就变得非常有意义。在不同体系的思想中，“等待”——等待天堂的实现——扮演了什么角色？就如我们所看到的，当商鞅第一次告诉秦王先王的法则时，秦王昏昏欲睡，而且指出“吾不能待”。而《韩非子》一书中，事实上充满了嘲笑的语句，将那些被动地希望着上天能赐予幸福的思想拉出来“示众”。最广为人知的是以下这个故事：“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
孟子的思想在“等待”这方面和道家非常相似，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非常清楚的积极含义。他同样说了一个从南方国家宋国来的人的故事，那个人代表中国“schilda”（在德国民间传说中，习惯性地将schilda人民与蠢事相连——原书英译者注）。他的愚蠢不是因为他期待得太多，而是太少：“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这两个故事，几乎是法家所走的道路和另一边儒家、道家所走的道路之间分歧的象征。中国以前不知道，秦国有这样的能量，它在韩非子死后几年内就扫荡了所有旧的封建诸侯国，并且创建了任何一个机构都是本质上崭新的政治。许多传说描述了焚书一事，虽然某些当代学者并不认为它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