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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与水的联系再一次出现，是在一首极为有名的政治颂歌之中，这首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更是广为流传。在这首歌里，对海洋的跨越，被象征为革命和剧变：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但在这首歌曲中，另外一个与“水”联系的象征意象——对太阳和光明的崇敬——同样拥有一个长期隐而不显的反儒家传统。回溯这种对太阳感情的渊源，会发现它并不来源于本土的中国传统思想，而是更大程度上受到了拜火教与摩尼教的影响，这两种宗教于唐代传入中国。查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及荣新江等人著述，可知二教入中国早于唐代。此处译文保留作者原文。——译者注这种源自西亚的宗教信仰，在8、9世纪与道教和佛教理念，在作为通俗信仰上有如此亲密的融合，以至于从那个时代开始，它们就逐渐被视为中国本土宗教。尤其对于下层阶级来说，对太阳、星星、光、火甚至幸运的红色，与汉代教条思想相联系，组成了平民起义意识形态中重复出现的母题。宋代的“食菜事魔教”，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对于太阳和月亮的祭拜，而另外一些造反者，如张献忠，甚至认为他们自己是星星的化身。同样的信仰在洪秀全的起义中同样具有生命力，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他认为自己是太阳的化身，并生于“火”的上帝。对太阳的崇拜，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当他年轻时代在湖南省游历时与农民的交谈中，产生的对阳光的渴望。在红色年代，随处可见的，是“毛泽东思想”与“红太阳”的联系，毛泽东的头像被红色的光所环绕的图片随处可见，足以证明他受到的崇敬。尽管人们一开始可能会认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思想史上属于绝无仅有的，但实际上，它在思想史上仍然不乏先例，甚至当这些联系起来的部分，如果将它们各个部分分开会显得含意模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毛泽东的名字。其中的“东”字，意指“东方”（毛泽东的“毛”是他的姓，而“泽”字则是按照家谱排列毛泽东的名字就是韶山毛氏字辈中第十四辈份。——译者注，在那一辈份的孩子每个人名字中都会有），指作者写作的年代。——译者注这样，我们就能够很容易了解毛泽东如何能在中国成为“东方”的化身，而这一点与他个人的性格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他是新的一天黎明来到的吉祥化身，而在这一天，东方能够在自然法则的指引下，战胜正在衰落的西方。
415在这样信念的指引下，有了毛泽东的赞歌《东方红》，这首最近一段时间这支歌延安时期就已经存在。——译者注在中国最常听到的歌曲。值得注目的是，这首歌同时包含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上天的信息，并且，“东方红”中“东”字与“红”字同时出现。一方面，它们有各自的确指含义，另一方面，又包含了毛泽东的名字：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咳呀，领导我们向前进。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25）
在这首赞歌的前面两句，作为对毛泽东极端崇拜的证明，我们已经能够毫无疑问看出当代中国思想中的宗教成分。更进一步的证据，还有无数读者写给报纸的祈祷式的信件、无数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文选“红宝书”具有“战无不胜”效用的报道等等。所谓“红宝书”，本来是只供给军队阅读的，有红色封面的毛泽东文选。数以亿计的毛泽东文选自从1966年开始不断再版发行，数量上超过了当时所有其他的出版物。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公元6世纪的佛教，由于当时的人们相信印行佛经即是善行，结果是直接导致了印刷术在6世纪的发明。唐代（6—10世纪），仍然是以手抄写经为主流。——译者注但是，这种文革开始后对某个个人作品极大数量的重印，与同时代盛行的“大字报”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无数大字报可以被视为它的副本。这些大字报，以手写体的方式，表达一个个匿名个体的意见。但由于它们的声音，来自数以百万计的作者，并在这个程度上代表着人民，它们同样成为数以亿计的公众的样本。这些“大字报”，多重的可怕回声，从许多方面成为毛泽东的思想的折射反映。然而同时，这些大字报的作者却认为他们所表达的是人民的思想，并且通过这种思想的互动，能够使事理越辩越明。
416在许多宗教信仰（以及由这种宗教信仰所产生的政治系统）中，都不乏这样的对话关系，中国如此，世界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举例而言，那些祈祷者的开始，就已经包含了他们思想的根源。面对具有巨大力量的“您”——无论他是人、神人还是神——个体都占据了双重的位置。另一方面，所有得以使他区别于他的跟随者的特征，如出身、性别、地位和财富，都变得不那么突出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浸润人心，并且使得所有被这种说法所感动的人互相成为兄弟，和尚作为这些人群中的一种，他们就只穿最低级别材料缝制的衣服——“袈裟”，使得所有个性特征就此消失。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可谓唐代丝绸的一座地下博物馆。其中出土的唐代金丝袈裟等为稀世珍宝，由此可知作者对“袈裟”的判断并不全然正确。——译者注主观地说，对这伟大的“汝”（thou）的辨识，能够使他超越某一个体，从而具有令人炫目的精神高度。由于这个高度并非它自己可以达到，它的赐福就会更加强烈。考虑到这其中危险的非理性因素，儒家反对这种对于政治领袖近乎神秘的崇拜。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回想起的，是对于12世纪的大众领袖钟相的批评态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墨翟接受并且详细地描绘了这种上与下之间的交流，这当然不是出于偶然。他所提倡的“尊天明鬼”，其主要目的是达到国家领袖杰出人格与“兼爱”后凝聚为一的平民百姓相互之间的融合。也正是墨翟，反对当时“缺乏信仰的时代”，并在这一点上，更加偏向于整个时代有强烈的信仰。这些都向我们表明了，尽管或许存在某些外在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中国的思想图景与西方仍然具有极大的不同之处，在理想的实现处于危险状态时更是如此。信仰的时代，即公元3世纪到9世纪佛教盛行的年代，或许可以作为最好的例证——那是个充满外在活力的时代，一个思想和政治处于危险和动荡的时代，一个处于不断扩张、变化和发展的时代。另一方面，在启蒙的时代，即10世纪到19世纪新儒家最为鼎盛的时代，那是一个理智与冷静的时代，一个不断集中又处于收缩的时代，一个保守而又孤独的时代。这种奇怪的互惠关联的原因，在于中国从未向外输出过宗教，从未有过传教行为，但却又经常是外界传教活动的目的地。道教，作为中国惟一的本土宗教，也从未跨出过这个帝国自身的疆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宗教经常是与国外、与维新和革命、与胆略和冒险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宗教的原因，中国才得以逐渐并且持久地、历经千年不断影响着它的邻居。然而，严格地讲，儒学并不是一种宗教。但由于它不可抵挡的理性因素——远胜于充满幻想和乌托邦思想的所有宗教——儒学一次又一次地破坏了那些可能影响世界的新的思想种子。那些包含新的可能性的种子，尽管其中必然有乌托邦思想和宗教因素，但当他们得到贯彻和实践时，与它们原初的理想一定又会有相当的不同。
在中国，宗教甚至巫术都不可避免地与复兴、运动以及革命相联系。所有反儒家的那些正视并且希望替换社会等级秩序的理念，如我们所看到的，全都基于在宗教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完全自由平等的家庭模型。它们中的部分思想来源于道教，因为至少在他们的想像中，那些乡村田园（尤其是洞天福地以及天界或某些仙岛）并不存在阶级区分的概念。部分也来源于佛教，因为佛教也有它所描绘的天堂。最后，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