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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包括他在普通学校接受的几年教育，但更得益于在1914…1918年之间，他以自己超常的智慧进行的不懈的自学。他的父亲是一个处事谦让的农民，年轻时因为家境的贫寒当过几年兵，也做过贩卖粮食的生意。他的两个弟弟，泽民（1896…1943年）和泽潭（1905…1935年）以及他的妹妹泽红（死于1930年）在早期都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全心全意的支持者。他的弟弟、妹妹们不是死于与国民党的战斗，就是被国民党处决。与他们相比，毛泽东少时身体瘦弱，他父亲也有计划地训练他，以便让他接管家中的事务。但是，父亲的严厉态度使毛泽东学会了“恨他”，并且为了反对父亲，他们（毛泽东和家中其他成员）“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在被迫在乡间学堂学习阅读儒家经典之后，他偷偷地喜欢上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一类通俗小说，并且成功地劝说父亲，同意他到附近能够学到“西学”的“湘乡学堂”报名上学。当时，他十四岁。在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学中间，他是最穷的，他很难在这些同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当然，他也并不是没有朋友。他跟他的一个朋友在那段时间进行了广阔的交游，并且对自然赞叹不己。他和他的同伴几乎裸体地只穿短裤，在暴雨和烈日中奔跑，当地满清政府几乎为了这事拘捕他们。他的同伴后来回忆，毛泽东曾经对欢笑的农民说过这样的话具体原文未能找到，此处从英文本转译。——译者注 ：“太阳是力量的源泉，你看，不是它让粮食生长的吗？为什么还要穿那么多衣服？”随后，他写道：“我认为，那时毛泽东是将他的注意力从城里人那里转开……他赞赏中国的农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他尤其赞赏农民的，是他们的谦恭和忠诚。他说，城里人不是真心地对别人忠诚，而他们的谦恭不是来自本性，他们那么做只是符合社会惯例而已。在某种意义上，他有对学问和学者的赞赏，也有对农民的赞赏。他认为自己将成为一个老师，教育农民。”
390几乎同时，他开始关注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在这里面，吸引他的中国人物，是传说中的帝王尧和舜、中华帝国的创始人秦始皇，以及将中国拓展至亚洲中心的汉武帝。而吸引他的西方形象，则有俄国的凯瑟琳大帝以及彼得大帝、威灵顿威灵顿，英国将军和政治家。在半岛战争（1808…1814年）中担任英军指挥官，在滑铁卢战役（1815年）中打败了拿破仑，从而结束了拿破仑战争。——译者注、卢梭、孟德斯鸠、林肯和乔治·华盛顿。所有这些人物，都是他从一本名人传记的小书《世界伟大英雄》中读到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伟人……我们要学习他们，并思考如何使中国变得富裕和强大……在六年有艰苦斗争之后，华盛顿打败了英国人，建立了美国。”在读完这本书后，他如此兴奋地对他的同伴这样讲。
1911年，满洲贵族终于结束了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也就是在同一年，毛泽东十八岁，他到湖南的省城长沙，进入更好的一所学校学习。在革命的洪流中，他在那里第一次听到了孙逸仙的名字，并且很快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参加当时的新运动。在他贴在学校墙壁上的一份宣言——这似乎可以被看作是“大字报”的先声，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中，他提出了自己所构想的政府：由孙中山任总统、康有为担任总理以及梁启超任外交部长。与其他许多同学一道，他自愿加入了一个造反的军事组织（这个组织完全由学生构成，他认为“太缺乏秩序”），但当这次革命运动在半年后几乎接近胜利时，他却又回到了他的书本当中。以前，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很大程度上限制在梁启超推荐的范围之内，而那段时间他的思想也受到梁启超很深的影响。现在，在这个藏书颇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中，他致力于自学，并且逐渐熟悉了许多的现代作家、科学家。同时，又阅读了亚当·斯密、斯宾塞、达尔文、孟德斯鸠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缪尔等人被翻译为中文的著作。在克服了一些贫穷的困难，以及自己对科学的厌恶后，他于1913年被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接收，并在五年以后，在那里得到了毕业文凭。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2）
391这段时期，亦即在1918年，他写到他的“……思想奇怪地混杂了自由主义、民主改革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这时，陈独秀与胡适已经替代了康有为与孙逸仙，成为了他的新偶像。如同其他材料也提到的那样，他在这一年动身去北京，参加一个为准备留法的学生组织的预科班，并且以无政府主义为其思想基础。但随后，他便决定继续留在中国（这或许也部分是因为他在学习法语上的困难，而法语是预科班课程的核心内容）。后来，他说他相信：“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的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杨昌济，毛泽东在长沙时的伦理课老师，并在随后不久成为他的岳父，把他推荐给了时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这样，他便能够继续留在北京而不必回到他不喜欢的父母那里——因为他在学校的最后一年他母亲便过世了，这样他就更不想回家了。就这样，一个可能决定中国命运的轨迹开始了。因为，尽管这个聪明、积极的年轻学者到达图书馆总是非常匆忙，“……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毛泽东这样酸楚地回忆道。那些最终将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已经开始在李大钊周围一些较少科学思想，却更多具有政治诉求的人（当然不是指那些学者）之中开始酝酿了。那些自鸣得意并让毛泽东感到失望的学者中，具有典型性的是傅斯年。二十年后，当蒋介石领导的“新生活运动”风行一时的时候，傅斯年也因为他对中国生命概念的分析而出名。1919年文学革命时期，作为其中主要人物的傅斯年，对一篇名为《民众的大联合》印象深刻，但在一年之前，他还认为这个图书馆管理员并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引起他的注意。
392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个短命的学生杂志《湘江评论》。这份杂志由毛泽东主办，但却并不是他的第一次文学尝试。早在1917年4月，他就已经以笔名发表了一篇关于体育教育的文章。1919年开始，组织活动逐渐占据了他越来越多的时间，并使他不断往返于北京、长沙、上海之间。但这样的奔波对他而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1915年开始，他就不断尝试建立学生组织，在1919年4月新民学会的建立，应当是在1918年4月。此处可能是作者有误。——译者注，他在长沙成功举办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1921年10月成立后，得以建立在湖南省的支部。随后的十年中，毛泽东一直在共产党内占据高层但并非领导的位置，实际性和组织性的工作较意识形态工作也一直占据更为主导的地位。现在看来，最具有决定性的工作，是对农民的组织。这项工作尽管并不是由他最初发起，但相对其他人而言，他对这项工作的推动却是最为积极的。从1915年开始，他将自己的经历从理论的争论中解脱出来，投入了对他的家乡湖南省的考察。而其结果，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逐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1925年，农民只占共产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五。这个数字到1928年就变为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而到了1930年，在所有十二万共产党员中，只有两千名产业工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一点六六。但是，这种面貌上所发生的变化要产生其实际效用，只有在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所相信的教条——几乎所有的领导者都受过直接或间接的西方影响，并且曾有过国外留学的经历——失败，并且共产党的追随者只剩下少部分坚定分子时才有可能。甚至莫斯科，现在都还能够如同对待一个濒死的患者那样，改变这个组织的最终自由决定。1927年，中华苏维埃在湖南与江西两省交界之处建立，成了他们自己可以控制的意识形态和军事资源。直到1931年是他们的巩固期，1934…1935年在蒋介石军队不断增强的军事压力下被迫撤离，经过长征，转战至地处西北的陕西省。当然，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是这个集体的领导此处，著者所论与现在所知史实存在差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