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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绍基本的学科，按照传统说法是一位著名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记录，从中可以见到12世纪最有声望的学府之一沙特尔修道院的伯纳德长老是怎样传授那些基础学科的：“对各门学科理解得越完善，受到的影响越深刻，对古代作者们的正确思想也就把握得越全面，也就能更加透彻地继续传播这种思想。古人——感谢那些狄亚克里人（Diacrisis），我们能够借助于图画或色彩展示他们，——古代人在一段历史、一个母题和一篇寓言的原材料基础上，依靠所有这些学科以及综合与增加趣味的高明手段，在完成的作品中，创造出一种囊括全部艺术的画像类型。语法和诗歌互相交融，密不可分，并揭示出整个主题。在这方面，逻辑学增添了论证的色彩，编织进它理性论断的金色标记；修辞学则通过动人的说服力与闪烁出智慧之光的雄辩再现了白银的清辉。数学乘坐着四驾马车，超过了其他学科的步履，并留下了它那丰富名样的色彩与魅力。在数学揭开自然的奥秘以后，物理学又为这丰富多样的魅力添上它那微妙的色调。最后，哲学，所有分支中最高贵的伦理学，以其影响作品的威严凌驾于一切其他学科之上。没有伦理学，哲学就不再名副其实，所有其他学科都是通过这一重要学科而创造成功的。仔细研究维吉尔或琉善吧（他们的哲学你也是一直在称赞的），你会发现一些合适的东西。其中有——这要看师长的才智高下和弟子的机敏与勤勉程度。——从古典作家以前的著作里所能获得的好处。这是沙特尔的伯纳德的方法，沙特尔是近代高卢美文学最最丰富的源泉……”
可是这样的仿效难道不是仰人鼻息吗？以后我们还会看到西方文化由于接受难以消化和不合适的古代成份，给自己戴上了镣铐。但在12世纪所有这些还是多么新鲜啊！
这些大师是教士和善良的基督徒，作为教科书他们更偏爱维吉尔的著作而不是《传道书》，更喜爱柏拉图的著作而不是圣奥古斯丁，这不仅因为他们相信维吉尔和柏拉图的著作富于道德训诫，以及在语言的外表后藏有微言大义（这种情况在圣经里和教父们的著作中就不存在吗？），而主要是因为对他们而言《埃涅亚斯》或《蒂迈欧篇》首先是学术著作。它们由学者撰写，适合于专门的技能性课程；而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虽然在科学材料方面可能同样丰富（举例来说，圣经的《创世记》难道不是某种自然科学和宇宙学的著作吗？），然而这些是次要的。其次才是学术著作。古人是专门家，他们更宜于从事专门化的教学活动，如讲授人文学科与学校课程，就像神甫或圣职作家应该继续传授神学一佯。12世纪的知识分子是一种专门家，他是专业工作者，他具有自己的材料、古人的著作以及自己的一套技艺，其中最重要的技艺就是仿效古人。
然而，这些古人只是被用来作进一步的探究，就像意大利的船队利用海洋去寻求东方的宝藏一样。
这就是沙特尔的伯纳德的那段有名的话的要义，这句名言在中世纪引起了巨大的回响：“我们是站在巨人们肩膀上的侏儒。我们的视野比他们更宽广和更远大，并非因为我们目光更尖锐和身材更高大，而是因为他们把我们举了起来，并抬到同他们一样的巨大高度……”
这幅有名的图象，表现的正是文化进步的要义；简而言之，也就是历史进步的要义。中世纪盛期的历史是停滞的，在西方各国取得胜利的教会造成了这种局面。弗赖辛的奥托接过圣奥古斯丁的两种国家的论点并解释说：“由于不仅全体民众，而且帝王们，除个别例外，也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在我看来，我写的不是两个国家的历史，而应该说是一个唯一国家的历史，我称这个国家为教会。”
这里说的是封建主的意愿，以及组成封建社会结构的修士们的意愿——置时代于不顾。后来当基佐赢得资产阶级的政治胜利之后，他也认为到达了历史的终结点。 12世纪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个发展中的城市环境里（其中万物都在循环并在自行变化），安置推动历史前进的马达，并规定他们在这个时代里的使命：“追求真理，做时代的儿女（Veritas，filia
temporis）。”沙特尔的伯纳德也正是这样说的。
希腊－阿拉伯文化的贡献
真理不仅是时代的儿女，而且是地理空间的产物。城市是把思想如同货物一样运载的人员周转的转车台，是精神贸易的市场与通衢。在12世纪，当西方国家几乎还没有原材料可出口时（不过纺织品生产已日趋繁荣），从东方，从拜占廷、大马士革、巴格达和科尔多瓦运来了珍奇的产品和昂贵的物品。除了调味品与丝绸外，中世纪的手抄本把希腊－阿拉伯文化带进基督教的西方。
阿拉伯人在这方面主要是中介者。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盖伦的著作随着异端的基督徒——基督一性论派与聂斯脱利派以及受拜占廷迫害的犹太人而流传到东方，并由他们捐赠给伊斯兰国家的图书馆，这些书由图书馆大量接收下来。现在这些著作又踏上归程，登上西方基督教国土的海岸。就这方来说，东方拉丁国家信奉基督教的边缘地区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次要的。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接壤的前线主要是军事性质的，是军事冲突和十字军东征的前线。这里交换的是拳打脚踢，而不是思想和 图书。只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会有一本著作溜过这条战线。接收来自东方的手抄本的主要是两个联络点：意大利，更多地是西班牙。这里无论是穆斯林对西西里和卡拉勃里的暂时占有，还是基督徒的复地运动（ Reconquista）都不曾妨碍和平的交易。
访寻希腊和阿拉伯手抄本的基督徒们一直深入到巴勒莫，在这里西西里的诺曼底人国王们以及后来的腓特烈二世，凭着他们使用希腊语、拉丁语与阿拉伯语这三种语言的办公机构，出资兴建意大利最早的一个复兴运动宫廷。基督徒们也来到被异教徒于 1087年重新占领的托莱多，在那里，从1125年至1151年，基督教的翻译家在大主教莱蒙德的保护下工作。
翻译家
翻译家们是这个复兴运动的先驱。西方国家的人不再懂希腊文了——阿贝拉尔对此表示遗憾，他敦促侍奉圣灵的修女们弥补这一缺陷，这样可以在文化修养上胜过男人们。科学的语言是拉丁语。阿拉伯文的原文，用阿拉伯文改写的希腊文本以及希腊文的原丈，或由个人，但大多由工作小组进行翻译。西方的基督徒寻求西班牙基督徒和曾生活在伊斯兰统治下的莫扎拉布人的帮助，也接受犹太人甚至穆斯林的帮助。就这样所有的语言能力被聚到一起。有一个翻译小组非常有名，它是由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彼埃尔·维尼拉比利为翻译古兰经而组织起来的。在一次巡视西班牙的克吕厄维新教团修道院的过程中（这些修道院是在基督教复地运动期间逐渐建立起来的），彼埃尔·维尼拉比利第一个想到，不是在军事领域，而是要在思想领域制服穆斯林。为了批驳穆斯林的教义，人们必须了解它们——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简单明了的想法，在十字军东征时代当是一个大胆的设想。
“尽管人们把邪教的亵渎称号或异教的恶名加到穆罕默德的异端邪说上，人们必须采取行动来反对它，那就是用写作。但由于古代文化的衰亡——正像犹太人记载的，他们当时曾非常钦佩耶稣使徒们掌握熟练的语言——，拉丁人，首先是新时代人，除了自己故土的语言外，不再懂得其他任何一门语言。因此他们既无法看出这一异端邪说的荒诞不经，也不能堵死它的通路。为此我心急如焚，焦虑之火使我憔悴。因为没有人挺身出来对付这种局面，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状况，我感到愤慨；拉丁人看不到这种腐败的原因，他们的无知使他们无力抵抗。所以我寻访了阿拉伯语专家。这种致命的毒药通过这种语言污染了地球一半以上的地方。我通过恳求和使用金钱说服了他们，把这些不幸者的历史与学说，甚至也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