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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精神在这场两个派别的争斗中摇摆不定，一方面托钵修士与知识分子运动的基础——社团集体的观点格格不入，他们从社会和经济的基础上破坏了一个新的知识劳动者阶级的希望。但他们生活在城市里，生活在新的阶级中间，从而能够更好地了解后者在知识上和精神上的要求。除了托钵修士的某些成员，像把经院哲学推向高峰的多米尼克修会修士圣托马斯·阿奎那，经院哲学找不出更出色的代表。英诺森四世本来可以在他执掌教权的末期，通过互相让步的方式，把托钵修士的酵素限制在大学组织里，这样大学组织本身可以决定他们的未来。他的继任者也没能胜任这项使命。
但这一斗争以新的形式，显示了大学精神同一部分修士理想的全部对立，后者被托钵修会重新接受，并获得生机，但也被推到了极端。
贫穷问题事实上是在双方都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贫穷的信条起源于禁欲，禁欲是对现世的否定，是面对人类和自然的悲观主义。由于这个原因，它已同大多数大学成员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乐观主义产生了冲突。而且更主要的，由于提倡贫穷，结果在多米尼克修会修士和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那里造成了行乞的风气。对于这点知识分子是坚决反对的。他们认为，人只能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在这点上他们代表那时所有劳动者的态度，不管人们对此作何评论，这些劳动者的大多数反对新的教团的行乞行为。圣弗朗切斯各和圣多米尼克宣讲的福音因此变得一文不值。很难把一种使人联想起贫困的状况当作理想提出来，何况全体劳动者正试图把自己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约翰·德·墨恩说道：“我敢担保，没有任何一部法规，至少在没有哪一部我们的法规中，会说基督及其信徒四处流浪时，有时像乞丐一样乞讨面包：他们不愿意行乞（巴黎的神学家当时却这样教人）。
“……一个健康人，如果没有生计，就必须用双手劳动养活自己，即使他是个教徒或甘愿服侍上帝……圣保罗要求使徒们靠劳动来挣得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他用以下的话禁止他们进行乞讨：‘靠你们的双手劳动为生，绝不要向别人讨东西。’”
在这方面，全体世俗化教士和持修会修士间的争执进一步发展成为斗争。大学的问题被挤到次要位置。尽管如此，巴黎的教师经过斗争中的多次失利，虽然并非始终能以正确的武器进行斗争，至少一直在努力确保自己特殊地位，但他们不得不在1290年的巴黎宗教会议上，聆听教皇特使、后来任教皇博尼法佐八世、枢机大主教贝诺瓦·坎塔尼下列措辞强硬的训词：
“我希望在这里的所有巴黎教师能看清楚，他们在这个城市里干了蠢事。他们愚蠢放肆，胆大妄为，滥用他们的权利解释上述特权。难道他们真的认为，罗马教廷会不加思索地就拱手让出这样重要的特权？难道他们不知道，罗马教廷并非像泥足巨人那样虚弱，而是像铅足巨人一样坚强？所有这些教师都自以为，他们作为学者在我们这里享有巨大声誉；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他们是愚蠢至极的笨蛋，他们用他们学说的毒素毒化了他们自己和整个世界……决不允许教师们通过咬文嚼字来破坏罗马教廷的任何特权。
“巴黎的教师们，你们已把你们的全部科学与学识弄得荒谬可笑，你们还在继续这样做……由于我们担负着基督世界的责任，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什么能使你们这些教士心里喜欢，相反，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是对整个宇宙有益的。你们或许以为，你们在我们这里享有崇高的声望，但我们把你们的虚名视作愚昧无知和过眼烟云……为此我们依照服从的义务原则，以取消一切官职和采邑作为警告，禁止所有教师今后公开地或私下地对神职人员的特权进行布道宣讲、讨论或作出规定……罗马教廷与其宣布特权无效，宁可砸烂巴黎大学。上帝委任我们，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掌握科学或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而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由于教团的兄弟们的举止与学说拯救了无数灵魂，他们将一直拥有应得的特权。”
大学成员难道未曾拯救过任何灵魂？他们的教学难道该受到这样的毁谤？日后的博尼法佐八世将会知道是怎样为自己树敌的。
经院哲学的矛盾：模仿古代人的危险
经院思想的矛盾也是严重的，并在自身中孕育着危机。
作为理性的、但以古典思想为基础的思想，自身很难始终摆脱古典思想的束缚，把问题从陈旧过时的历史背景上转移到当今现实的环境中来。圣托马斯自己就多次成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的俘虏。不管怎样，人们凭基督教自身以前形成的学说的帮助来阐明基督教原理，并试图使其适合当代问题时，引起的矛盾还是比较小的。
这里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但我们只来谈三个例子。
正如我们试图指明的那样，对大学成员来说，再也没有比劳动问题的界说更为重要的问题了，因为他们是把自己看成劳动者的。但对古人来说，劳动在根本上是手工劳动、奴隶劳动，对奴隶劳动的剥削构成了古代社会生存的基础：因而劳动受人鄙视。圣托马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接受了奴役劳动的理论，而吕特勃夫这位最穷困的大学生诗人，则骄傲地宣称：
“我决不是手工工匠。”
经院哲学不懂得为手工劳动保留它的位置——这是个重大的恶习，因为当它把知识分子特权化的劳动孤立起来的时候，它自己就参与了对大学地位基础的破坏，同时把知识分子同其他劳动者隔绝开来——而恰恰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同其他劳动者是休戚相关的。
知识分子的职业作为精神冒险和狂热地追求新奇的职业，即使它本身必须能够允执厥中，在接受古人一种不偏不倚的道德方面——这一道德从希腊人的“执中”（unonYayav）里产生了贺拉斯所谓的“宝贵的中庸（aurea
mediocritas）——并不能获益。但经院哲学仍经常显露出一种折中的道德，这是市民化和市侩消极态度的标志。《玫瑰传奇》中有如下一段描写：“没有任何需求的人，当他日复一日饱食终日时，会满足于他的所得和不再想到他会有匮乏……调和折中就是满足：这就产生了许多美德。”视野闭合，合理的志向也就渐渐消逝。
在13世纪生气勃勃的世界里，经院哲学完成了自己划一规整的工作，但它未能摆脱古典时代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的理论，这一理论低估和阻碍了人类劳动的创造力。
约翰·德·墨恩说：“艺术没有创造十分真实的形式。它聚精会神地跪倒在自然面前，乞求和哀告着自然，像一个缺少知识和力量，但忙于效法自然的乞丐和流浪汉；自然会教他们，去把握自然之物中的真理。他们看着自然的模样工作，因为他们喜欢创作这样的作品；他们学自然的样儿，但他们天份不够无法创造出任何有生机的东西，尽管它们看上去纯朴天真……”
很遗憾，这里我们所有的艺术，都将成为照相了。
自然主义的尝试
经院哲学寻求上帝与自然的联系，但知识分子的自然主义可以向许多方向发展。大学中继续保持着生命力的哥利亚德传统，以它原有的特色延续着，只是减少了挑衅性，而增加了自信性。在约翰·德·墨恩那里，如同在里尔的阿兰那里，自然和天才不再满足于伤感的叹息。《玫瑰传奇》的第二部分，是一首对自然永不枯竭的繁殖力的颂诗，是对无限制地听从自然法则的做法的热情敦促，是向毫无约束的性行为的召唤。婚姻在这里受到冷落。由婚姻所带来的各种限制，就像鸡奸一样，被作为违反自然法则的行为而受到谴责。
“婚姻是一个可憎的束缚……大自然并没有神经错乱到这等地步，以致马洛蒂仅仅是为了罗比逊才安排到世界上来的，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