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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只有甘心情愿在物质上仰赖教会的人，才能够成为大学教授。虽然有教会极其顽固的阻力，在大学以外肯定仍然还有世俗的学校，不过这些世俗学校不从事普通教育，只限于技术性的、主要是为商人需要开设的课程：书写，会计，外语。普通教育与技术教育之间的界限就这样划分开来了。由此教会从英诺森三世代表的立场中，获得了它的重大影响力。英诺森三世在他的《对话录》里说：“每个有才智的人……都可以教学，因为他需要通过教学，把他发现是背离了真理或道德的正确方向的兄弟，引回正道。但布道，也就是公开的宣讲，只有另外的专门人员，也即主管灵魂拯救的主教和教堂神父以及修道院院长，才能承担。”在这个重要著作里，这位“教廷之王，”尽管对新事物抱着怀疑态度，还是承认了因普遍的发展而形成的教会机构与教学机构之间的必然差异。这种看法，无疑存在于一个充分基督教化的社会的具体历史联系中。但教会的最高层人士，至少在教会的布道者中间，承认了教学的世俗性质。众所周知，这段文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解释。
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中世纪数目众多的教师和大学生是世俗教徒。尽管如此，他们也向教会索要领地，这就给中世纪和大革命前旧社会制度时代的教会造成了一个巨大负担：教会收入与采邑分配给了世俗教徒。此外，在每个学校中心分给一个教师特殊领地的做法，很快显示出是令人非常不满意的：教师和学生都得到了通常的领地，这增添了教会的另一个苦恼：神甫们没有固定任职地点。
最后，教会的态度加剧了那些通过教学寻找非宗教性任务的人的困难，尤其是民法与医学。它们经常被迫处在非法的境况之中，因为首先是学习法律的热潮虽然中止了，但这一领域仍不断受到教会高层人士的攻击。罗吉尔·培根对此解释说：“在民法中一切都具有世俗性质。谁投身于这样一门粗俗的艺术，谁也就脱离了教会。”由于民法无法正式在大学中出现，一系列负有强有力地推动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命，但却丝毫没有直接的宗教性质的专业，在今后几个世纪之久就一直处于瘫痪状态。
持修会修士和世俗化教士的冲突
一个在13世纪和14世纪初震动了各大学的严重危机，揭开了知识分子处境的两重性，以及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不满。这涉及持修会修士和世俗化教士的斗争，涉及世俗化教士对来自新的托钵修会的教师在大学里占有越来越多席位的强烈抵抗。实际上，多米尼克修会的教士从一开始，就试图打入大学；修会创始人的本来宗旨——布道和同异端邪说进行斗争——促使他们努力从知识上扎扎实实地武装自己。弗朗切斯各修会的教士们很快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规模不差上下的是修会内部也有一些人影响日益增长，使修会至少在某些方面脱离弗朗切斯各的立场。圣弗朗切斯各是以反对科学出名的，他认为科学与知识是守贫、禁欲和与穷人的兄弟情谊的障碍。起先教团的修士们受到热烈欢迎。1220年，教皇贺诺琉斯三世称赞了巴黎的大学，因为它吸收多米尼克修会教士参加到它的教学工作中来。然后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巴黎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1252－129O年间，尤其在1252－1259年间，1265－1271年间和1282－1290年间。牛津大学受同样问题的侵扰要稍晚一点，在1303－1320年间和1350－1360年间。
这方面最尖锐和最典型的冲突，1252－1259年间发生在巴黎。在圣亚茂的威廉的事仲中，冲突达到了顶峰。尽管事情错综复杂，却颇有启发意义。
有五个方面的人参与了这一事件：托钵修会和它属下的巴黎的大学教师们，大学的大部分世俗化教师，罗马教廷，法国国王，和大学生们。
在斗争的高潮阶段，非僧侣教师、圣亚茂的威廉，在一本题为《新时代的危险》的小册子里，公开对教团兄弟们展开猛烈抨击。他受到教皇谴责，尽管有一部分大学人员强烈反对，他还是被判处流放。
哪些责难是世俗化教师用来攻击托钵修士的呢？
在第一阶段，从1252年到1254年间，事情差不多纯然只是对大学社团组织方面的责难。世俗化的教师指责托钵修士破坏大学的规章。这些后来者过去并没有取得人文学科的硕士学位，就获得了教师头衔，并讲授神学。1250年他们争取到教皇的恩准，除在神学院之外，从圣母修道院的总管那里得到在大学授课的“准许证”。在大学规章制度只允许向他们提供四个教席中的一个的情况下，他们要求并实际上占有了两个教席。最主要的是他们在大学罢课的情况下还继续授课的做法，这破坏了大学的团结。1229年至1231年间，他们这样做了，1253年罢课时又一次这样做，而罢课是罗马教廷认可的和章程中规定的权利。此外世俗化的教师还指责教团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大学成员，他们与大学进行不正当的竞争：他们扣留学生，把许多人押去过修士生活；由于他们靠布施生活，他们不要求学生为上课付钱，并不感到真正受大学成员物质需求的约束。
这些就是世俗化教士真实的责难。它们意义深远。它们很说明问题。大学成员很快已意识到这种双重附属的不可协调性：一方面附属于某一教团，尽管它带有新的作风；另一方面又附属于某一社团组织，尽管它带有很多教权主义色彩和自己的独特性。
托钵修士是缺少人文学科基础教育的知识分子，物质生活的费用对他们不成问题，罢课的权利对他们毫无意义，这种人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这种人也不是科学劳动者，因为他们不靠教学来维持生活。
教皇英诺森四世至少部分地参与了上述论争。他对托钵修士破坏了大学的规章感到震惊，在1254年7月4日责令他们要遵守大学规章然后于同年11月20日，他在教谕《暂行法》（Etsi
animarum）中限制了两个教团在大学里的特权。
但英诺森四世的继承人，曾经是弗朗切斯各修会护卫枢机主教的亚历山大四世，就在同年12月22日，颁发了教谕《反隔离》（Nec
insolitum），以取代他前任的诏书，并于1255年4月14日在新的教谕《新的光明之源》（Quasi
lignum vitae）中确定了托钵修士对大学成员的彻底胜利。
斗争重新爆发，变得更加激烈，并转移到另一个层次：这已不再是社团斗争，而成了教义斗争。世俗化教师圣亚茂的威廉站在最前列，还有像吕特勃夫（以他反映时事的诗歌）和约翰·德·墨恩（以他的小说《玫瑰传奇》）等作家，从攻击教团的存在和其理想的基础入手。
人们指责托钵修士非法行使教士的职能，其中有非法主持忏悔和葬礼。他们伪装虔诚，实际上追求享受、财富和权势。《玫瑰传奇》里出名的福克斯…桑勃朗这个人物，就是弗朗切斯各修会的修士。最后人们指责他们宣传异端邪说：他们的福音新教的贫穷的理想同基督的学说是对立的，并且给教会造成了衰颓的威胁。论据是挑衅性的：作为证据，世俗化的教士们举出了部分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十分信奉的弗洛拉的约西姆的预言。他预言，1260年将是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中，一个新的建立在贫苦法则上的教会将取代现有的教会。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博各桑东尼诺的格哈特，于1254年发表《永恒福音绪论》，进一步发挥了约西姆的思想，这给世俗化的教士们提供了新的炸药。
世俗化的教士们无疑做过头了。说什么诽谤啦，阴谋啦，原本只是着眼于败坏教团声誉，却损害了他们自己的事。圣彼纳梵杜拉，甚至人们很难指责他对大学抱有敌意的圣托马斯·阿奎纳都驳回了他们的基本论点。
事情还有它本身的为难方面。大多数教皇太幸运了，可以依靠裁决来满足忠于他们的教团的要求，同时又可更牢固地控制住大学；他们战胜了世俗化教士的反抗。法兰西国王“圣者”路易九世完全站在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一边，他没有采取任何一点措施来反对托钵修士。吕特勒夫因而愤怒地指责他是托钵修士手心里的玩物，不捍卫对法兰西王国具有重大意义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