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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便于加快查阅速度，人们什么办法都想出来了。知识分子这项职业的发展迎来了手册的世纪，也就是随身携带和随手使用的图书的世纪。这是书写文化流通及传播加快的清楚标志。最初的革命发生了：图书不再是奢侈品，它变成工具。这与其说是印刷术引进之前的一次新生，还不如说是一种创造。
作为工具的图书，变成了产业的产品和交换的商品。在大学的校园内外，产生了整整一个由抄写者（他们经常是些以此谋生的穷苦学生）和书商（ stationarii）组成的阶层。大学的发展建设迫切需要他们，他们也作为完全正当的劳动者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享受大学成员的特权，并且受大学管辖。他们扩充了大学组织的成员的数目，替它增加了一支完整的辅助工匠队伍。知识产业有它附属的和派生的产业。有的生产者和商人成了显赫人物。除了“职业专门是贩卖一些常用书籍的手工工匠，（另外）产生了一批国际性的出版商”。
方法：经院哲学
知识分子这种技术人员除了自己的工具，还有自己的方法：经院哲学。著名的学者们，其中最突出的是蒙西诺尔·格拉勃曼，已经叙述了经院哲学的成果和历史。谢纽修士在他的《圣托马斯·阿奎那研究导论》里，也对此清晰地作了阐明。我们试图进一步说明一下这一经院哲学的总体形态和影响范围，几百年来它一直被人诋毁，而没有受过专门教育则很难对它有所了解，因为它的技术的一面使人非常厌烦。让我们以谢纽修士的话作为准绳吧：“思考是一个穷极精微地确定它的法则的‘专职’。”
词汇
首先是语言的法则。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把词语赋与权利和力量的意义，并努力确定词语的内容，因此著名的唯实论者和唯名论者的争论，充满了中世纪的思想。对他们来说，这是根本上涉及言词、概念和存在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争论与人们指责经院哲学的咬文嚼字相距不远，顺便说一下，经院哲学在 13世纪有时候是这样，以后则常常陷入这种情况。中世纪的思想家和教授们想要知道，他们所谈究为何事。经院哲学则立足于语法。经院哲学家是沙特尔的伯纳德和阿贝拉尔的后继者。
辩证法
然后是论证的法则。经院哲学的第二层是辩证法，这是方法的一种汇集，这些方法从知识的对象中提出问题，然后说明这个问题，对反对者的攻击进行申辩，使问题得到解决，并说服听众或读者。这里的危险在于论证的内容空洞——不再是咬文嚼字，而是夸夸其谈。辩证法需要一种实在的，不仅来自言词，而且也来自思想的内容。大学成员们也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后继者，约翰作了说明：“逻辑单独一个是贫血虚弱的和无生育力的；如果它不和别的什么交配，就结不出任何精神的果实。”
权威
经院哲学依赖圣经经文。这是一种信奉权威的做法，它把以前文明的两个方面贡献作为自己的基础：一是基督教学说；一是如前所述的，通过阿拉伯世界而来的丰富的古代学说的思想宝藏。它是机遇的产物，再生的成果。它消化吸收了西方国家以往的文明。圣经、教父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拉伯人，这些是知识的陈述，是著作的材料。这里的危险在于重复，在于鹦鹉学舌，在于奴才般的亦步亦趋。经院哲学家从 12世纪的知识分子那里，接受了对必然的和不可逆转的历史进步和思想进步的敏锐感受力。借助于这些材料，他们完成了自己的著作。他们在地基之上又添加了新的楼层和独特的建筑。他们是沙特尔的伯纳德的后继者，也是站在古代人的肩膀上，为的是看得更远。图尔奈的吉尔伯特说：“如果我们局限在已发现的事物上，我们将永远找不到真理……在我们之前写作的人，对我们来说不是主宰，而是向导。真理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它还没有被人整个地占有。”这同“一切都已被人说过了，我们来得太晚……”的悲观论调相对比，是多么令人赞叹的理智的乐观主义！
理性：作为科学的神学
经院哲学把模仿的法则同理性的法则结合在一起，把权威的规定同科学的论证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神学还立足在理性的基础上，从而变成了科学——这是本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大进步。经院学家们阐释了圣经中没有阐明的内涵，这鼓励信徒们为自己的信仰找到根据：“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新约·彼得前书》3，15）他们响应圣保罗的号召——对圣保罗来说，信仰是”未见之事的确证”（argumentum
non apparentium）。（《新约·希伯莱书》11，1）从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奥弗涅的威廉，到为神学科学作出最确切说明的圣托马斯，经院学家们都提到了神学的理性，由信仰启迪的理性（ratiofide
illustrata）。比起圣托马斯提出的如下原理：“上帝的恩惠并不是让自然消失，而是让自然趋于完美”（gratia
non tollit naturamsed perficit），圣安瑟尔姆意义深远的概括“信仰寻求理智力”说得更为清楚。
对经院哲学来说，理性完成于理智力，其闪电扩展为明灯。再没有比经院哲学更少蒙昧主义属性的东西了。
在这个基础上，经院哲学在大学的工作范围内，通过它特有的评注方式发展起来。
练习课程：“研究”，“辩论”，“随意性辩论”
经文的“评注”（lectio）是基础。这是一个深入的分析，从细扣“字词”（littera）的语法解析开始，进而达到提供“意义”（sensus）的逻辑的说明，最后以阐明科学与思想内容（sententia）的诠注作为结束。
评注就会引起讨论。辩证法使得有可能超出对经文理解的范围，并处理理解经文过程里产生的问题；于是经文退居对真理的探求之后。诠注由一系列疑难问题所取代。经过相应的处理过程，“评注”（lectio）转变成“研究”（quaestio）。大学知识分子就在这一时刻诞生了，这时他对只是一份基础材料的经文“提出疑问”，这时他不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教师不再是注释者，而成了思想家。他提出自己的解答，他体现了创造性。他从研究中得出的“结论”（determinatio），是他思想的成果。
在13世纪，“研究”甚至完全脱离经文。它是独立存在的。在教师和学生们的积极参与下，它成了讨论的科目，从此它成了“辩论”（disputatio）。
曼东涅修士在这方面提供了一段经典的描述：“当有教师举行学术辩论时，学院里同一天上午所有其他教师和学土们开设的课程全都取消。只有主持辩论的教师简短地讲一点课，直到助教们到达，然后开始辩论。他占用那天上午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学院全体学士和辩论教师的学生必须参加这一练习课。其他教师和学生似乎可以做自由选择，不过视辩论老师的名望和讨论的课题而定，参加人数无疑相当多。巴黎的教士和院长主教们，以及其他途经巴黎的教会人士们，看来都非常喜欢这一激动人心的论战。辩论是教士们的竞赛。
“辩论的题目事先由提出辩论的教师确定。这些题目在规定日期内通知学院的其他部门……
“辩论在该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但实际上他不是辩论人。他的学士担任答辩者的角色，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开始学习这种练习课程。来自不同的方面的异议，一般首先由在场的教师们提出，接着由学士们提出，最后也许由大学生们提出。学士解答列举的各个论点，必要时教师给予支持。简而言之，以上所述是一次通常的辩论过程，但这只是第一部分，虽然它是最主要和最生动的部分。
“在辩论过程中，没有固定程序提出，没有驳难的异议，最后形成相对地说不是那么有条理的教学材料——但与其说它们是战场上的残骸，不如说它们是建筑工地上的半成品。所以继这一预备讨论后，是第二步的‘主导论证’。
“在第一个讲课日，当时人们这样说，也即主持辩论的老师能够宣读讲稿的第一天（因为星期日、节假日或别的原因可能会妨碍第二天继续辩论），教师在自己所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