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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拉尔因而顺应了学校人士的愿望，他们在神学的范围内“要求说明人类和哲学的论据，希望更多地理解而不是简单宣布福音。他们曾这样说；无法理解的言辞有什么用处？人们不可能信仰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对别人讲授无论讲的人自己还是听众都理解不了的东西，那是很可笑的。”
在克吕尼最后几个月中，作为人文主义者的阿贝拉尔，头脑非常清晰，忙于写作《一个哲学家（异教的）、一个犹太教徒和一个基督教徒的对话》。他想以此证明，无论原罪，还是人的产生，都不是人类历史上绝对重大的事件。他试图举出以上三种宗教的所有共同点，对他来说，这三个宗教概括了人类的思想。他有意重新发现自然法则，它们能超越宗教，使每个人在自己身上找到上帝之子。他的人文主义通向宽容；同谴责别人的同时代人相反，他在寻求人们之间的联系，并且意识到，“天父家中有许多屋子”。阿贝拉尔是巴黎知识界的典型代表；而在沙特尔修道院，又表现出新兴知识分子的另一些特点。
“沙特尔精神”
沙特尔修道院是12世纪重要的科学中心。正如我们在沙特尔的伯纳德的学说里看到的，“三合一”的“艺术”：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不受禁止。但这一“言语”（Voces）的研究，在沙特尔还得让位于“事物”（res）的研究，后者由四门学科组成：算术、几何学、音乐、天文学。
这一方向显示出沙特尔精神的特征。这一精神由求新、观察和研究构成，并由于从希腊－阿拉伯科学中汲取了养料，将获得伟大的意义。渴求知识蔚然成风，以致当时最著名的通俗作家，据称是欧坦的贺诺琉斯，在一句富有说服力的口号中把它概括为：“人的流放是无知，他的家乡是科学。”
这种求新精神激怒了固守传统的思想家。圣维克多的亚勃萨隆认为，对“地球的形状，四大要素的本质，星座的分布，动物的天性，风的力量，植物和根系的生长”感兴趣是胡闹。圣梯累的威廉写信给圣伯纳德，要求对那些认为第一个人“不是由上帝创造，而是由自然、灵魂和星球来的”那些人严加谴责。康歇的威廉反驳说：“他们对自然力量一无所知，想用他们的无知来捆住我们的手脚；他们拒不给予我们研究的权利，并判定我们只配像粗野的笨蛋那样没有理智地盲从。”
一些从前的伟大人物受到高度赞扬和普遍欢迎；人们把他们基督教徒化，把他们当作知识的象征，奉为“学者伟大的神话式的先祖”。
所罗门是通晓所有东方的和希伯来科学的大师，不仅是旧约中的“智者”，也是诠释学的杰出代表，在他倡导下出现了神秘知识的百科全书，他是掌握一切奥秘的大师，科学之谜的维护者。
亚历山大大帝是研究者的典范。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把对研究工作的热爱，对探求新奇事物的执着（这是科学之母），传授给了他。古代伪托的亚历山大写给亚里士多德叙述印度的奇观的信，四处传播。普林尼的传说重新为人称引。根据这个传说，亚历山大任命这位哲学家为科学研究工作的主任，并将数以千计被派到世界各地作考察旅行的人供他指派。据说对知识的渴求是他旅行和远征的动力。对他来说，彻底测量地球还不够，他还想要研究其他一些要素。他坐在飞毯上，迅速飞越空中。首先他让人制作一个玻璃桶，然后他用这个潜水舱的前身沉入海洋，研究鱼类和海底植物的习性。“不幸的是”，亚历山大·内卡姆写道，“他没有把他的观察结果留传给我们。”
最后是维吉尔。这个维吉尔，他本该在《牧歌》第四首“里宣告基督转化成人身圣保罗似乎曾在他的墓边祈祷，他也应该在史诗《埃涅亚斯》中，把古典时代的知识汇总集成。沙特尔的伯纳德把维吉尔史诗的前六卷，犹如《创世记》，当作科学著作来评述。传说就这样形成了，它导致但丁笔下令人钦仰的形象，并导致《神曲》的作者在探索地下世界时尊称为“敬爱的导师、先生和大师”（TUduca，tu
signore e tu maestro）的人物。
这一研究精神还启发了沙特尔学派的另一倾向，即理性精神。在通向新时代的阶梯上，科学精神的这两种基本态度常常表现为对立的状态。对 12世纪的学者而言，经验只达到现象与表象。科学必须避开这一点，通过推断掌握真理。我们将回顾这一分离，它曾重重地压在中世纪科学的头上。
沙特尔的自然主义
沙特尔学派这一理性主义的基础，是相信自然的无限权力。对沙特尔人来说，自然首先是孕育万物的、不断创造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它是繁殖之母（mater
generationis）。12世纪自然主义的乐观主义就立足在这一点上。这是一个蓬勃兴旺和繁荣发展的世纪。
但自然也是宇宙，一个有机的和合理的整体。它是规律的网状系统，规律的存在使得宇宙的理性科学成为可能与必要。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乐观主义的进一步的源泉：世界的理性天赋；世界不是没有意义，只是尚未理解，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协调和谐。沙特尔人对宇宙中秩序的要求甚至促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否认泰初的混乱。康歇的威廉和阿尔诺·德彭涅瓦尔就是这样想的，他们这样评述创世的过程：“上帝把属下各物按地点和名称作了区分，给众事物就象给一个巨大身体的四肢，分配了相应的尺寸和功能。在上帝那里，甚至在始初的创造时刻，不存在任何混乱，任何浑沌，因为在创造中事物就已经在它们的实体中形成了适当的类别。”
沙特尔人用这种思想来解释创世的过程，从今以后创世被按照自然规律解释。物理体系反对圣象体系。沙特尔的梯累就这样工作着，打算按照物理学法则和字面意义（secundum
Physicam etad litteram）进行圣经经文的研究。阿贝拉尔在他的《创世六日记注释》（Expositio
in Hexameron）里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的这种信念给这些基督教徒带来一些问题。这涉及自然与上帝的关系。对沙特尔人来说，上帝虽然创造了自然，但他也注意他给予自然的规律。他的全能力量同决定论不矛盾。奇迹在自然秩序内部发挥作用。康歇的威廉写道：“这不涉及上帝愿意创造什么，而涉及对此进行研究，进行理性的解释，昭示上帝的目标及理性。毫无疑问，上帝无所不能，但问题是，他究竟做过些什么？毫无疑问，就像蠢笨的庄稼汉说的那样，上帝能够把树干变成一头小牛犊，但上帝真的曾这样做过吗？
就这样，对自然的非神圣化，对圣象论的批判——这是每一门科学的必要前提，继续发展着。就像彼埃尔·杜恩指出的，这门科学，使基督教自从它传播以来就已经不再像古典时代的科学那样，把自然、天体、现象界当成众神，而是看作上帝的创造物。现在接下来的一步是提高这一创造中的天赋理性特征的价值。于是如同所说的那样，出现了“对一种在天意制约下具有独立和次层原因的有序存在的要求，来反对把宇宙作呈像论的解释”。在 12世纪肯定还存在着普遍的圣像论，但知识分子们已在使天平向着理性科学一侧倾斜。
沙特尔的人文主义
但“沙特尔精神”首先是一种人文主义。这不仅是在引申意义上，因为它曾依据古典文化构筑自己的学说，而且主要由于它把“人”放在科学、哲学以及几乎也是神学的中心位置上。
对沙特尔精神来说，人是上帝创造的对象和中心。就像谢纽修士极为恰当地指出的，“神人同一”（Cur
Deus homo）的争论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理解。圣格雷高里采用的传统说法是，人是上帝创世的一个事故，是上帝偶然创造的一件代用品，一种应急的补救，目的是用来代替反叛后堕落的天使。与此相对，沙特尔从圣安瑟尔姆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另一个设想，即人在创世主的计划中早已预先规定，甚至世界也都是为了人而创造出来的。
在一篇著名的文稿里，欧坦的贺诺琉斯把沙特尔人的命题通俗化了。他一开始就说明：“除了理性证明的真理，不存在别的权威；权威教导我们信仰的东西，理性以它的证据替我们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