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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曾写信告诉他中华革命党在美洲新树旗帜，强迫原来的国民党党部改名，主张对此事要“兼容并包，苦心和解”。在接到谭人凤、周震麟等8月18日谋求团结反袁的来信后，黄兴在9月12日回信表示：“其办法以维持固有之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得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79〕
1915年2月4日，陈英士写信请黄兴返回日本，“共肩艰巨”，并从五个方面列举了革命党人（自然包括黄兴）有负孙中山。孙后来将这封信作为附录收入了自己的《建国方略》中，这一罕见的举动说明他认同陈英士的说法。黄兴没有进行辩驳。3月，孙中山写信给黄兴，一方面责怪“二次革命”失败是黄兴“贸然一走”之故，一方面又说“非战之罪也”，希望能和黄兴“同心一致，乘时以起”，请黄兴早回日本。黄兴也没有进行辩驳。当年秋天，黄兴接到蔡锷将去西南发难的密函，命儿子黄一欧回国参加倒袁。黄一欧回忆说：“临行前，先君交我两封信：一致孙中山，谈到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一致在东京的张孝准，略告松坡先生来信情况及需要考虑解决的问题，嘱其速与松坡先生密取联系，相助进行。”〔80〕
1916年4月22日，黄兴自旧金山启程赴日本，路过檀香山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否认与孙中山有任何分歧（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5月14日）。4月24日，孙中山致电在檀香山的吴铁城，请其转告黄兴要求在上海见面。5月20日孙中山写信给黄兴，希望以两人的名义向日本方面借款买军械。“况兄与弟有十余年最深关系之历史，未尝一日相迕之感情，弟信兄爱过助我，无殊曩日。”5月下旬，黄兴为这事曾与孙中山频繁电商。6月1日，黄兴复电谭人凤，支持孙中山的第二次讨袁宣言，“并党界都消灭，何门户之可言？”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到上海就去看望孙中山，孙中山也马上回访，“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81〕。此前，孙、黄“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并无丝毫芥蒂”〔82〕。
由于孙中山一意孤行，中华革命党在反袁称帝的历史关头并未发挥什么重要影响，已不是处在历史舞台的中心，而居于次要的边缘化的地位。孙中山悄悄将中华革命党的旗帜收了起来，重新改用国民党的名称活动就是一个证明。此时，孙中山心中有什么想法虽难测知，但恐怕也不无尴尬。6月14日黄兴给孙中山的复电中有“尚望主持”四个字，就是表示不愿取代孙中山的地位，坦陈没有做领袖、主角的意思。这样一个没有强烈主角意识的人物出现在中国史上确是前无古人。
四、“雄而不英”：黄兴的局限
黄兴在汉阳督师，兵败后东下上海，武昌诸将对他大为不满，但他们对孙中山尚无怨望。然而临时政府内阁中“次长取实”，几乎清一色同盟会人。除了黎元洪被举为副总统之外，首义诸将无一人进入内阁。章太炎说孙武到南京活动陆军次长不成，怀恨而去，从此心生怨望。张继评论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也说没有任孙武为陆军次长是因小失大，致使孙武与首义诸将拥戴黎元洪，另组民社，武汉俨然与南京对峙，然后被袁世凯利用。到1913年6月25日，章太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还认定，之所以导致“天下汹汹，党争如水火者”，就是自黄兴不重用孙武开始的〔83〕。章在1913年写给上海国民党的信中说得更坦白，其中恐怕也包含了他本人之所以立党的原因：“既而武汉倡义，稍有权利之争，地位有殊，遂分政党，条件未异，门户各分，昔之弟兄，今为仇敌。致令奸人乘间，坐拥高权，天下汹汹，徒以黄克强、孙尧卿二公之反目耳，衅隙已成，弥缝无术。”〔84〕当然，孙武热衷权位，本身品格就很成问题，即使让其如愿，历史恐怕也未必有大的不同。
1912年2月14日，参议院有临时政府设北京之议，包括同盟会籍的议员李肇甫等都主张建都北京。经过激烈辩论，议案已经通过。孙中山、胡汉民、黄兴不以为然。孙中山主张依法交付复议，黄兴则大为责怪同盟会员不应有异议。邓家彦回忆说：“黄兴尤怒不可遏，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说］：‘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会员去！’”〔85〕吴玉章也回忆到，2月15日早晨黄兴对他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86〕最后参议院以十九票对八票复议决定定都南京，而章太炎等反对之声已响彻全国。
谭人凤评价黄兴待人接物“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认为这是他“生平最长之处”，“而其最短之处，则颇刚愎自是，不听人言，好恭维……无怪乎誉满天下而事业终不能成也。惜哉！”〔87〕
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几个月中，黄兴以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各部之组织，则采纳克强意见。”〔88〕张继回忆说，当时孙中山诸事由黄兴做主，开会时孙中山只是偶尔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座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而一般趋炎附势之辈则称只有三十八岁的黄兴为“克老”，比如广西巡抚出身的沈秉堃，口必称“克老”〔89〕。沈秉堃在广西被推为都督，受到带兵的副都督陆荣廷排挤，以带兵援鄂的名义离开桂林，到南京找到同乡黄兴，被任命为留守府高等顾问和国民捐督办，又被推为国民党参议。其他如李书城等亲信部下也多称黄兴为“克公”。
胡汉民回忆说：“克强以三月二十九之役及汉阳督师，声明洋溢于党内外。顾性素谨厚，而乏远大之识，又未尝治经济政治之学，骤与立宪派人遇，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之只堪破坏，难与建设。其为进步欤？抑退步欤？克强不自知也。既引进张［謇］、汤［寿潜］为收缙绅之望，杨度、汤化龙、林长民等，方有反革命嫌疑，亦受克强庇护。而克强之政见，亦日以右倾。”〔90〕
熊希龄批评黄兴“于政治少所经验”，导致第一次主张建都南京而北方发生兵变，第二次主张国务员拥兵北上，而苏州又兵变（为此，李书城致电熊：“克公之政治经验如何，鄙人不能尽知，至国务员带卫兵北上，系当时唐总理在南京与众拟之辞，最后乃由克公毅然取消。当时鄙人亦有所赞助，公所言适与相反”〔91〕）。辛亥革命时期，张謇、汤寿潜等更愿意和黄兴打交道是事实，说黄兴被旧立宪派人物的水平、能力所折服，似乎太简单了一些。何况当革命告成，重视建设也没什么不对（说黄兴念旧倒是对的，他对杨度、胡瑛都是如此。临终之时，他交代几件事也多与故友有关，如他要同志照顾胡瑛生活，为宋教仁修墓等。“无情未必真豪杰”，这不是他的缺点，而是他有真性情、仗义的一面，是其人格魅力之所在）。
袁世凯曾将黄兴、宋教仁看作英雄，谭人凤有言“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92〕。1912年秋天，孙、黄先后进京，袁世凯以袁、黎、孙、黄四人的名义公布所谓八大政纲，实际都只是些泛泛而列的原则，对袁氏没有任何约束力。孙、黄之所以爽快同意，无非是想感化袁，使其能效忠民国，所以表面上对袁有所敷衍。袁当时也说：“必我等四人携手料理天下事，则无不可为矣。”他一度还有合组“救国社”的说法〔93〕。
国民党成立时，唐绍仪提议请袁世凯入党，孙中山愿做介绍人，黄兴等也都表示赞同。当黄兴劝袁世凯入党时，赵秉钧、梁士诒、范源廉、熊希龄等都表示赞成，反对者则认为袁氏不如自组一党。袁世凯加入国民党终于未成为事实，但赵秉钧内阁大部分国务人员加入国民党则成为当时政坛“佳话”，这可以说是黄兴的“作品”。黄兴进京与袁氏见面，再三表示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府，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党为后盾，他提出邀请全体国务人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也“与闻其议”），袁世凯“极以为然”。10月4日黄兴、陈英士在离京南下前夕，在六国饭店举行告别宴会。黄兴致辞时特别公开宣布：“尝与袁总统一再熟商，请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