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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
“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他常常喃喃自语。
“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刀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3〕考古学家史树青教授也证实：“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他与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被排除在外，并被赶下北大的讲台。
众所周知，作为最优秀的小说家的沈从文，从建国以后再也没有写那些湘西的灵性文字了，从这一年到他去世是漫长的四十载。四十春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能够写出更多的《边城》、更多的《湘西散记》这样的传世之作，但没有，天才文学大师的艺术之翼就此折断了。
住院恢复后的沈从文下决心“转业”——他不得不离开北大，远离既给他带来荣誉又招来是非的文坛。促使沈从文退出文坛的直接原因，除了他再也不想面对和忍受那种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的大批判，他在这种斗争中已经心力交瘁外；再就是他所信奉的“唯美”和“理想主义”的创作原则受到挑战，他的生活体验与新时代的要求实在相去甚远，过去不适应，现在更难适应。他的夫人张兆和说：“幸好他转了，转的时候有痛苦，有斗争。他确实觉得创作不好写了，难得很。”
这种想法沈从文曾流露过多次。上世纪三十年代，沈从文曾写过《记胡也频》、《记丁玲》的文章，他们之间还是互相了解的。所以发生沈从文自杀事件之后，丁玲约何其芳在1949年6月11日、30日两次到沙滩中南胡同北大教授宿舍去看望沈从文。这时候沈从文的情绪相当低落。丁玲对他说：“你怕什么嘛，共产党有什么可怕的嘛！你写了一些东西有问题，共产党还有那个度量，不会跟你计较、追究，在这个社会生活了一个时期之后，你自己也会找到结论的。要是你这样疑神疑鬼的过下去，共产党不会来整你，你自己也会把自己整垮的！从文，现在还是要靠你自己振作起来，我还是知道你这支笔，你还可以写你的东西嘛……”
丁、何来过之后，沈从文想了很久，觉得还是不能拿起写小说的笔。1949年9月8日，他在写给丁玲的一封信中说：“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念。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但要说即能十分积极运用政治术语来表示新的信仰，实在一时也学不会。”“为自己，我已痛苦挣扎了近四十年，永远为独自作战，实在太累，得休息，也不为什么遗憾了。”他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和无奈的抉择也很痛苦，说：“北京是和平解放的，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4〕
“实在太累，得休息”，这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沈从文从1924年在《晨报副刊》发表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到1948年初被批判前完成最后一篇小说《巧秀与冬生》，二十五年间创作结集有八十多部作品，一千多万字，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著名学者季羡林说：“我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5〕
沈从文的遭遇在中国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和他差不多的同辈作家中，还有茅盾、巴金、丁玲、冰心、夏衍、曹禺、沙汀、郭沫若、叶圣陶、钱钟书、郑振铎、施蛰存，等等。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老作家，建国后都毫无例外的没有写出什么成功的、有影响的文艺作品，与他们曾经的辉煌无法相比。只不过他们要比沈从文幸运得多。好在他们未曾“封笔”，更没有退出文坛，有的还担任文艺界的领导，但多只是一个“牌子”而已。有时勉强写也差强人意。曾斥责过沈从文的郭老1958年诗兴大发，曰：“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闯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曹禺1951年按照领导意图写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宣告失败。1958年、1964年写了“大跃进”和河北抗洪题材的话剧，无一成功。后来写历史题材的《胆剑篇》、《王昭君》属于完全按政治意图的“凭空虚构”，也很快消亡。曹禺最后病中悟出一痛：“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时候还得揣摸领导意图……可是，写作怎么总听领导的？”〔6〕
与许多作家相比，沈从文却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即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认定的原则和创作规律，这也正是他可贵的地方。“从文一方面很有修养，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像这样不肯随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时代的牺牲？”〔7〕
永远的金子
沈从文在北大教书时就与博物馆系打交道，常去帮忙，也捐过不少陈列物品。所以他既然提出离开北大，就被安排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年沈从文四十七岁。一开始，还有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他被当作“统战对象”，政治上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有关部门也不给他安排办公室，他就在午门楼上的穿堂风里呆了十年。沈从文笔下曾流露出当时的情形：“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声中，越说越远。关门时，独自午门城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8〕他在这里当起了义务讲解员，包括有的小脚老太太来参观展览也要他讲解。萧乾有一次陪外宾去故宫参观，看见沈从文正在拿一根讲解棍，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打招呼。”类似这样尴尬的场面他的好朋友汪曾祺也碰到过。“文革”一来，沈从文的处境更惨了，无休止的检查、批斗、扫女厕所，他还被弄到湖北咸宁乡下劳动看鸭子。有一次他和几个人上街，看到咸宁纵横交错的街道，有人说不要找不到回去的路，沈从文指着住处附近火葬场那高高的烟囱说：“不会迷路。只要看火葬场的烟囱。那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归宿。”
在历史博物馆期间，尽管沈从文很苦闷，但他还是很敬业的：“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他的同事这样评价他。他千方百计地接触文物、研究文物，积累了不少资料。他丰富的知识和文物功底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认可。1958年北京人艺排演《蔡文姬》请沈从文当顾问，他就把演职员们带到历史博物馆，引经据典地讲了好几个小时。1960年排《武则天》时把剧本送给他看，他列出十页、六十四条关于这部戏的参考资料。尽管如此，沈从文的内心还是凄苦的，这种凄苦又能对谁说呢？他做的是文物工作，自己也像一件文物似的被尘封了。但他还是默默地守望着属于自己的角落。他已进入宠辱不惊的境界。这种人性的耐力和人格的精神是非常罕见的。
是金子总要闪光。
沈从文开始徜徉于他的文物世界，虽然繁琐考证，但对于一个触类旁通的小说家来说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他说：“至于搞文物工艺，尽管工作千头万绪，只要能就全国材料作综合，只要看得多，材料在手边，就可以不太费力在一较短时间里，做出许多事情。过去三五十年难于见功的，现在三五年也可以完成。”在蛰伏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