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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传教士创为“青年”一词，这说明他们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的青年问题了。1896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创始人穆德来华，“他使中国学生确实知道假如世界基督教学生团契的利益……他来华旅行的结果，增加了新的学校青年会”〔4〕。在他的倡导下，基督教青年会注重通过出版书刊来影响、教育青年学生。1903年谢洪赉加入青年会，该会的青年文字工作开始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他在1916年去世之前，“所编成之书籍达七十余种，靡不以针对当代青年的需要为目标”〔5〕。他的文字工作备受后人推崇，其“以文字抓住青年知识分子……实为改造中国社会，促成中国现代化之基本坦途”〔6〕。《学生青年报》即由谢洪赉独立编辑。另外，谢氏还邀请他在中西书院的同事范皕海到书报部主编《进步》。1917年谢氏去世后一年，《学生青年报》与《进步》合并为《青年进步》杂志，成为青年会的代表刊物。
基督教青年会将青年工作作为他们的工作重点，他们希望通过这一努力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中国兴办新式学校，造就出具有现代眼光并得到新式训练的青年，他们的人数日有增加……这些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中，发现有许多新的社会机关需要他们去服务，主要的如铁路、洋行、电报、学校等都是，为要联合一班新青年来组织团契，和实现共同的理想。”〔7〕很明确，基督教青年会是想通过影响中国青年，来影响中国社会。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制定“宗教自由”政策，为基督教在以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袁世凯当政后，由于不敢开罪西方国家，口头仍许诺要延续孙中山的这一政策。此外，为袁世凯称帝制造声势的立孔教为国教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展开。很明显，若将孔教立为国教，也就谈不上什么“宗教自由”了。在反对立孔教为国教这一问题上，国内思想界的进步人士，如陈独秀等人与基督教人士能够达成共识。陈独秀在写给孔教的竭力提倡者康有为的信中说道：“信教自由，已为近代政治定则。强迫信教，不独不能行之本国，且不能施诸被征服之属地人民。”“康先生蔑视佛、道、耶、回之信仰，欲以孔教专利于国中，吾知其所得于近世文明史之知识必甚少也。”〔8〕“通行吾国各宗教，若佛教教律之精严，教理之高深，岂不可贵？又若基督教尊奉一神，宗教意识之明了，信徒制行之清洁，往往远胜于推尊孔教之士大夫。今蔑视他宗，独尊一孔，岂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9〕而陈独秀则以临时约法中提到的“信教自由”为大旗，尽可能多地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加入到反对孔教的行列中来。
面对孔教会的汹汹气势，基督教也积极应对。1914年世界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艾迪来华，在十二个城市布道，累计听讲青年达十二万一千余人，在中国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艾迪针对当时青年最关心的问题“如何救中国”进行推论，从中国的困境到中国的出路，提出了一个基督徒的解决方案。自1915年开始，余日章出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他结合中国当时的救亡形势，提出“人格救国”的号召：“我从自己的研究观察和经验，深觉我们要达到救国的目的，必须个人修养基督化的人格——一种坚贞不移的，在生活斗争的过程中能担当得起最严酷的试验的人格，把这班具有这种人格的人集结起来，才是中国民族最坚固的基础。”〔10〕余氏认为中国今日最需要的不在于海陆军，也不在于兴办实业，而在于人民道德的变革，所以道德是“需要之需要”。
善于借鉴他人思想、深化他人思想的陈独秀，对于基督教所做的青年工作，不可能熟视无睹。青年在改造社会中已经显露但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的巨大潜力，使陈独秀为之振奋。从这个意义上讲，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的《青年杂志》可以说生逢其时。陈独秀在创刊号的《社告》中明确写道：“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历来史家论及陈独秀的这番告白，都以为“由于困难的政治情况，陈独秀避免直接的政治评论。他宣称这个杂志的目的是改革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而非发动政治批评”〔11〕。明白了当时文化界的大环境可知，陈独秀有关《青年杂志》编辑思想的表白，除了有远离政治迫害的用意以外，还明显受了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主张的影响。所以说，陈独秀的办刊思想并非一下子成型的，应当有一个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这是无庸讳言的。
而陈独秀对待宗教的态度很复杂：他一方面认为宗教是无知的产物，宣称：“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12〕；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因为“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的力量大”。同时他还对自己反宗教的态度进行了检讨：“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13〕在众多宗教形态中，陈独秀对基督教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他在答复《新青年》的一位读者时甚至说：“宗教的价值，自当以其利益社会之量为正比例。吾之社会，倘必须宗教，余虽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断之，敢曰，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以其利益社会之量，视孔教为广也，事实如此，望迂腐勿惊疑吾言。”〔14〕陈独秀所说的基督教的“利益社会”，除了有“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的作用以外，陈独秀尤为看重的是“耶稣人格”的巨大感召力。他十分敬仰“耶稣的人格”：“（我们）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沉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中救起。”同时，又说：“除了耶稣底人格、情感，我们不知道别的基督教义。”〔15〕陈独秀认为耶稣的人格、情感是基督教的精华所在，这种人格力量与他竭力主张的科学精神并不矛盾，断言科学无论怎么发达，这种精神是不会泯灭的。尽管在1922年的反基督教运动中陈独秀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撰文《基督教与基督教会》，对基督教提出了种种质疑，但他仍然肯定了基督教的博爱和牺牲精神。陈独秀对基督人格的肯定乃至提倡，其目的都明显带有基督教“人格救国”的烙印。
注释：
〔1〕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3页。
〔2〕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3〕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载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4〕王正廷：《学生世界》，1923年7月。
〔5〕姚崧龄：《亦儒亦耶之谢洪赉》，载《传记文学》二十二卷四期。
〔6〕谢扶雅：《纪念谢洪赉百年冥寿》，载《生之回味——谢扶雅耆年文集》，（香港）道声1979年版，第165页。
〔7〕《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1935年版，第96页。
〔8〕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
〔9〕陈独秀：《宪法与孔教》，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
〔10〕袁访赉：《余日章传》，青年协会书局1948年版，第48～56页。
〔11〕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1～62页。
〔12〕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1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载《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14〕“通信”栏，《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15〕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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