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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立宪这样的国家大事的讨论极大地培养了师生的公民意识与社会判断能力，用马相伯的话说便是“摩厉识力”。当时上海的报刊常谓复旦的学生最具民主精神，这与马相伯的演讲训练是分不开的。博学宽容的马相伯以学者与公民的双重身份登台演讲，其演讲慷慨激昂、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如滔滔江河。1932年马相伯发表十二次广播演说，1935年还以九十六岁的高龄去复旦中学演讲〔16〕，可见其对演讲事业的执着。马相伯最早在大学中将演讲制度化，而且也发表学者意义上的社会性演讲。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称马相伯为“中国第一演说家”〔17〕。马相伯的演讲对于大学民主精神的营造，至今仍是一份珍贵的公共文化遗产。
相比之下，马相伯的学生蔡元培的演讲实践就没有制度化，演讲效果也要逊色不少。1901年，蔡元培出任在上海的公立南洋公学总教习，在课外就民权问题指导学生进行演讲。但是第二年发生学潮，全校学生退学，蔡元培也辞职了。而马相伯创立的大学演讲制度后来就成为大学的现代传统。所以马相伯说：“复旦在中国的教育上，总算尽了相当的作用。”〔18〕这既体现在学术研究上，也体现在大学演讲的公民意识培养上。
自甲午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国人对启蒙概念总是理解为知识分子对民众的他者启蒙，其实这是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对启蒙的一种误读。启蒙始终是以自我启蒙为中心的，而不只是对他者的启蒙。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反复强调，启蒙就是指公众要启蒙自己，也就是自我启蒙〔19〕。康德认为，启蒙是每一个公民自由地以学者的身份公开通过著作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要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20〕。任何一个公民都要以学者身份进行启蒙，即公民在自我启蒙时必须如学者一般进行理性思维。
康德所谓“启蒙的实践”是指公民公开撰写著作对社会进行分析与批判，尽管这与大学演讲活动中的启蒙采取的途径与方式不同，但其目的都是为了启蒙的完成。但同时另外一个问题也就出现了，即社会如何保障理性的公开自由的运用。这就需要一个制度给予空间支持，也即只有当启蒙理性在公共空间使用的时候，它才更为自由。而大学作为制度保障的合法性的公共文化空间，是公民文化传统形成的一个制度空间，而形成公民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自我启蒙意义的大学演讲。大学在一定意义上保障演讲活动在理性范围内开展，但同时，大学文化空间对演讲者本身也有一个内在的制约，也就是说大学演讲者首先必须是学者的自我启蒙，也就是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
康德所讨论的启蒙的重点主要是针对欧洲宗教的即摆脱宗教加之于人自身的不成熟状态〔21〕。这不成熟状态是指不能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不自由状态。大学赋予了每一个师生自我启蒙的权利与义务，而对于复旦大学来说，这一具有西方特征的以理性质疑宗教的任务在马相伯时期已经实践了。在1902年震旦学院创办时，马相伯就提出办大学的三个信条：“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22〕马相伯虽是天主教教徒，获得过神学博士学位，但在大学办学理念上则坚决反对宗教对大学的控制。这一点也正是马相伯离开震旦另创复旦的原因，即大学是人文主义的圣地，不应受宗教的控制。所以复旦在一百年前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事件，即追求大学人文主义的自主性发展。
五四时期以他者启蒙为主要特征的启蒙运动，现在看来是近代史语境中的前启蒙状态。他者启蒙需要以自我启蒙为基础，离开自我启蒙的他者启蒙，往往有可能沦为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霸权而不自知。由于五四前后中国教育落后、政治腐败，民众无法通过制度化途径表达自己，在这样的历史情景下，不可能达到康德所说的每一个公民都以学者身份进行自我启蒙的程度。于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开展，不是民众自我启蒙，而是民众被动接受自上而下的他者启蒙。这也恰恰说明了他者启蒙思潮的一个社会限制，即在当时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历史情景下，民众只能过多地依赖国家宣传与知识分子思想层面的他者启蒙。可惜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直习惯了他者启蒙，总是赤膊上阵，论说是非，缺少应有的学理论证。正是由于近代社会发展不平衡，最终导致了启蒙在中国近代语境中的变形。
因此，长期以来开启民智的他者启蒙成为全社会主导意识，而其他社会环节，如教育普及、民主生活等都没有相应建立起来。但这不等于说他者启蒙就一直可以代替自我启蒙。在这个问题上作为演讲家的马相伯有相当的认识。马相伯在1935年回答记者访问时说：“演说只是人类在社会中发表自己的意思的一种工具，演说最好的人不见得就是好人；而真正有非常之才与德的人，其演说必有可观。”〔23〕马相伯所说并不是对演讲者的一个道德判断，而是强调演讲者的文化素质与国民责任。所以马相伯觉得他的学生梁启超对西方了解太肤浅，建议梁启超应当认真学一门外语，以便深刻研究西方，而不要出世太早只想着启蒙他人。可惜梁启超一生多变，并未遵从师命。
在公民意识方面，马相伯特别强调中国的大学教授要做中国的费希特，而不要做中国的康德〔24〕。这话初听起来让人吃惊。其实，马相伯的意思是说康德哲学固然高妙，但康德并没有按照他说的那样去做。当他自己的祖国普鲁士被俄国占领时，康德却向俄国女皇屈服，拜倒在异族的统治下。而费希特则在法国攻破普鲁士时，到处发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唤起德意志民族的自信与团结。因此马相伯认为康德在生活中缺少国民责任，缺少公民理念的行动。正是在这一点上，马相伯认为康德不如费希特，一个正直的学者除了研究学术，也应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尽一个国民应有的责任。马相伯的这一理念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信念有关。大学演讲本身要求享有更多的公共性以求自我生长，所以演讲是公民文化传统的营造，与纯粹的学术报告有一定的距离。马相伯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康德，正是从公民行动出发的，公民不能总是独自在家面壁沉思，需要参与公共事务并接受来自各方的质疑，而大学演讲正是这样的一种途径。
一百年前，马相伯出于对文化民主的追求，创立了复旦大学，大学的演讲传统便以学校章程的形式固定下来。而这种演讲正是自我启蒙、自我教育的公共活动。在《复旦大讲堂》一书中，朱维铮在《清末民初的学与政》的演讲中提到从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归来的李登辉做复旦大学校长时的一件事（此李登辉非台湾之李登辉也）：“李登辉校长不太会讲中文，但颇为民主，很关心学生。有一天晚上巡视学生寝室，看到一个同学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他想让这个学生睡到床上去，一时想不出怎样用中文表达，只好说：‘把你的身体放到床上去。’复旦就是清末民初民主运动的产物。”这则逸闻说明从马相伯校长到李登辉校长，复旦传统一直是继承下来的。正如复旦老校歌里所唱：“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
2005年是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复旦大讲堂》经过编者的精心选编，收录的十五篇演讲中，有八篇是复旦本校的学者。从这八篇演讲中可以看出复旦大学的民主传统与学者风范。我们期待《复旦大讲堂》本着复旦的民主传统与学术传统，继续出版以后的几辑，从而形成一个复旦特色的演讲系列。
让我们重回一百年前的1905年，重温那段艰辛而真诚的办学历史，还有马相伯老校长的大学演讲传统。
谨撰此文，祝福母校百年华诞。
注释：
〔1〕夷夏编：《梁启超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2〕〔5〕转引自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5、106页。
〔3〕梁启超：《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161页。
〔4〕梁启超：《新民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6〕秋风：《哈耶克与诺贝尔奖》，载《环球时报》2003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