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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心有所安，故此舍儿取孙。朱允炆君临天下，试想燕王怎肯对黄口小儿俯首称臣？“靖难之役”起，很快南京陷落，建文帝朱允炆穿袈裟、揣度牒，“大地山河一担挑，四大皆空相”，凄凄惶惶逃离了京都，杳杳渺渺不知所终，叔父终夺了侄子的天下。
立贤也罢，立嫡也罢，一家之天下的王权政治，政出一人，在上之意总是成为裁量定夺的标准。一驾注定坠崖的马车，驾车人上上下下的更替变化，挽救不了必然覆亡的命运。兴也勃，衰也忽，贤与不肖者，几次三番的更迭，百姓或得点实惠，或离乱遭殃。然而一姓一朝，生之始，亡之起，既定的轨道，王权的交替，关乎百姓何事？诚如张养浩所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多是帝王政治的实质。权柄的牢牢秉握与稳妥交接是帝王们的念念不释，这期望却每每落空。往事犹可鉴，回头看去，这宫廷里曾有过的祖孙间一丝温情的亮色，也被涂抹上了一层凄迷的暗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旺，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朝代更替之际痛苦思索之后写在《明夷待访录》中的句子，确实道出了社会的实质。可这又怎么会被王朝时代的君主们理喻呢？
大学演讲与自我启蒙
？ 宣炳善
演讲和启蒙本是欧洲的传统。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启蒙活动，演讲在中国古代是付之阙如的。中国历史上有说书和宣讲，但说书是民间艺术，而宣讲则是政治教化，均非演讲。自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后，开启民智的启蒙运动在中国展开，掀起了保国的演讲热潮。近代中国较早的社会演讲活动中颇为典型的是梁启超在1898年的《保国会演说词》〔1〕，当时的保国会章程中有一条便是定期在会内演讲。可以看出，在中国，演讲这一现代性活动诞生之初，首先是针对全国性的公共话题而展开的，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注意到了这一反思性的公民活动。
1902年11月的《大公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论演说》的文章，为当时新出现的演讲现象营造社会舆论。文章说：“天下有甚急之事，而其势若缓；有甚重之物，而其系若轻。惟先觉之士能见之而流俗不暇察也，则演说一事是已。今夫吾国士无智愚贤不肖，莫不以开瀹民智为最亟之物矣！”〔2〕对天下大事发表公开的演说，开启民智，这自然是现代公民意识的体现。“公民意识”这个概念在当时更多是用“公德”来称呼的。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公德说》一文中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今士大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言新道德。”〔3〕梁启超反复宣传的公德就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所说的公民意识。梁启超认为只有具备公共道德的人才是“新民”，即公民。梁启超在同年还发表《新民说》，宣传公民意识。文章说：“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之自由也。”〔4〕梁启超所说的“新民”与“公民”两个概念是基本相同的，都强调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关心，即公德意识的培养。而公民参与一国政事的主要途径就是演讲。不过当时国人对演讲这一新事物还相当陌生。1905年8月《大公报》的一篇文章就说：“按中国人于演说一道，素未讲求，故每于登台演说时，非格格不吐，即气断声嘶。或名言精理，不能表示于大众之前；或满口酸文，使人闻之不能尽解。”〔5〕
我们注意到，当时的这些社会演讲更多是一种他者启蒙，即具有传统士大夫气质的近代知识分子对普通民众运用演讲的方式进行启蒙教育。而中国大学中的演讲活动最初主要是大学师生的自我启蒙，更具学术性，而且要接受来自大学内部各方面的质疑。这一点区分十分重要。大学是公共文化展开的空间，大学演讲作为现代公民的自我启蒙活动，存在一个文化空间内在自我制约的问题。这正如哈耶克所说，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都应当发誓，永远不在自己专业能力之外发表公共意见〔6〕。因此大学演讲始终是围绕学者的专业而展开的，即使是跨学科的体现公共精神的公共话题，也以学术理性为基础。
中国大学的演讲传统不是产生于像京师大学堂那样的国立大学，而是产生于上海民间的私立大学。中国大学的演讲之父应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而非学界惯常所认为的蔡元培或梁启超。1902年，马相伯在上海创立震旦学院，《震旦学院章程》中就提到学院设有宽敞的演说厅〔7〕。马相伯的学生梁启超当时就在日本写文章说：“吾闻上海有震旦学院之设，吾喜欲狂。吾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喜欲狂。该学院总教习为谁，则马相伯先生，最精希腊、拉丁、英、法、意文字者也。”〔8〕梁启超之所以欣喜若狂，是因为震旦学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民主治校的私立大学。1903年3月震旦学院正式开学，马相伯就开展了制度化的大学演讲活动。马相伯在1935年回忆1903年的情形时说：
每星期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我召集全校学生开讲演会，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评，使他们各人发挥自己的意见，互相观摩，各生都很有兴趣。当时一些外国教职员也都赞成。〔9〕
马相伯的学生于右任在1939年的《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一文中说：“学院于每星期日，必由先生集诸生演说，或讨论学术，或研究时事，习以为常。先生本长于演说，高谈雄辩，风趣横生，诸同学传其衣钵，故出校以后，从事政治革命活动，受用不尽，亦震旦一特点也。”〔10〕
马相伯将大学演讲活动制度化，在当时的中国是惟一的特例。晚清政府是严禁聚众演讲的，如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各学堂管理通则》就明确规定：“各学堂学生不准联盟纠众，立会演说。”〔11〕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上海的私立大学中国公学时，提到当时学校的民主性质发生了变化，1908年学校贴出布告声明：“集会演说，学堂悬为厉禁……校友会以后不准再行开会。”〔12〕
震旦学院演讲的制度化与当时京师大学堂的保守形成强烈的对比。当时的京师大学堂还是一个衙门气息很重的官方大学，缺乏现代性的公共活动空间。在辛亥革命前，京师大学堂规定每月定期向学生宣读雍正的《圣谕广训》十六条，以灌输愚忠思想。1903年4月，京师大学堂师生因沙俄侵占东三省事好不容易进行了一次集会演说，结果清廷大为震动，严加弹压，后来部分学生居然被慈禧太后遣送出国留学以免在国内闹事〔13〕。直到1917年蔡元培入主后，北京大学才转变为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才允许公开的演讲活动，但和其师马相伯相比，就晚了十余年。
马相伯的这一大学演讲传统在复旦公学仍然被延续下来。1905年马相伯因反对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控制震旦学院，于是另立一所私立大学，即复旦公学。这一年，马相伯六十六岁。在1905年的《复旦公学章程》第十六章《演说规则》中规定：
每星期日或星期六下午开演说会，校长及校员、教员登堂演说……中国将行立宪，此后中央政府、地方自治，皆有聚集会议之事。其聚散之仪文，辩论之学术，诸生允宜亟讲……以便习练语言，摩厉识力。〔14〕
1935年马相伯在回忆复旦公学时说：
当我创办复旦公学时，我曾立下规则：凡是星期日上午，学生均不准外出，由我拣定许多演说题目，轮流命诸生练习演说，我并把演说必须的方法，如分段，如开始怎样能以抓住听众，结论怎样能使人对于他的演说获得具体的了解，一班学生都很感兴趣。大概中国人对于演说，知所注重，恐怕就是从这时候起的。〔15〕
马相伯说的是大学中的演讲活动。从震旦到复旦，马相伯的公民演讲理念则一直继承下来。
复旦公学当时的演讲活动十分活跃，全校师生员工均可参加，这是典型的现代公民参与的公共活动，特别是对于清末立宪这样的国家大事的讨论极大地培养了师生的公民意识与社会判断能力，用马相伯的话说便是“摩厉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