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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2月23日，郭松龄的部队遭到奉军和日军的联合夹攻，兵败被俘，翌日遭到枪杀。邵飘萍闻讯之后悲愤莫名，立刻向读者揭露张作霖勾结外敌、残害同胞的真相。张作霖从鼻孔里哼出一道冷气，“于是乎乃有必死飘萍之心矣”。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开进北京。“狗肉将军”张宗昌的部队军纪最差，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至于封几家报馆，抓几个有赤化嫌疑的书生，又有何难？于是乎白色恐怖笼罩京城。直鲁联军公布了所谓的《维护地方治安公告》，共计二十七条，其中特别规定：“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
4月24日，张作霖以两万块大洋外加造币厂总监之职的双重诱饵收买邵飘萍的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张翰举见利忘义，卖友求荣，他打电话给邵飘萍，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滥杀名流，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少帅允诺《京报》可以照常出版。邵飘萍当时避处东交民巷使馆区，还算安全，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居然轻信张翰举的一通谎言，下午五时半乘坐私人汽车离开六国饭店，返回《京报》馆处理事情，两小时后即落入侦缉队在魏染胡同南口布下的陷阱。
4月25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京报馆被封”和“邵飘萍先生被捕”的消息，北京各界名流闻风而动，全力进行营救。以杨度为首的十三位代表前往石老娘胡同求见张学良将军。张少帅并未闪烁其词，而是毫无隐讳地向众人交底：“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个亦难做主。”代表们再三恳请军方能本着尊重舆论的善意，释放或监禁邵飘萍，免除其死罪。张学良始终不为动容，他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此事实无挽回余地。”话都已说到这个份上，就是天王老子来求情，估计也是白费口舌。
4月26日凌晨一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解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所拟罪状为：
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为炯戒，此令。
凌晨四时三十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表现了一回黑色幽默，向监刑官拱手道别，并且用满含嘲弄的语气调侃道：“诸位免送！”然后他昂首面对尚未露出一丝晨曦的天空，哈哈大笑，枪响之后，他的笑声才戛然而止。
张作霖、吴佩孚明目张胆地戕害报人，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邵飘萍死后三个多月，1926年8月6日，著名报人林白水同样因言贾祸，被张宗昌下令枪杀。“萍水相逢百日间”，邵飘萍和林白水被杀害，实属民国两大冤案。1933年1月，江苏镇江《江声日报》“铁犁”副刊的编辑刘煜生被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触犯《出版法》为由下令拘押，后又依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他枪决。顾祝同借文字狱罗织罪名，不惜摧残舆论，蹂躏人权。实际上，刘煜生获罪的原因并不在于他编发的小说如何反动，而是由于他此前报道过省府鸦片公卖的秘闻，得罪了顾祝同这位中饱私囊的猛人。同年，还有《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遭到军方枪杀，新闻界受到强权打压，一时间言路堵塞，万马齐喑。
帝王政治“隔代亲”
？ 孙克诚
帝王世系大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据王国维诸先生考证，源自西周，始作俑者为“制礼作乐”的周公。立长不立贤，以先天的出生定序摈弃后天的人为选择，嫡长子制自有优势所在。起码可以有效地防止继承人在选贤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的矫装伪饰、勾心斗角、拉帮结派、相互倾轧以及由此引发的内耗离心与崩解骚乱，给心怀异志、觑觎国器者以可乘之机。而帝王政治中据鼎秉权者的新旧交替是一姓王权生命中的薄弱环节，如何平稳地、安全地交接政权向来是历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在这种情况下，立长制以先天既定性让选贤制下有机会者心无异想而安其分守其责，是防范乱自内作的屏障。尽管它也有虚弱的命门，如继位者少幼时政权的旁落宦官、外戚与母后，但王位继承人的立嫡制自西周以来至明代基本上无可动摇。
由少数民族执掌政权的清朝却是例外。清入关后，在皇位的承继上别于前朝，采用的是立贤制，即诸皇子均是候选人，择其贤能者立为皇储。表面上看来，这颇与现代的人才择优理念相符，而实际上的中选者只是取决于父皇的合意与否。欣悦于万人不如取悦于一人，因此诸皇子间竞争激烈之程度可想而知。而有幸承接帝位者，忘形的得意后掩饰不住的是极度扭曲心灵的累累伤痕——可见皇帝们常有的暴戾无常的言行实是大有理由的。同时关于在位者的流言也多有，在宫廷与坊间暗暗播布。例如雍正帝，在他峨峨金銮殿煌煌宝座的背后，弑父逐弟鸠子的阴影终其一生不散。“传位于四皇子”还是“传位十四皇子”，民间流传的篡诏矫命之说眉目甚细。因为四阿哥胤祯（雍正）不是诸位阿哥中最优秀者，他的承接大统引起了朝野无尽的善意或恶意的揣度。
于是有一种替雍正辩解的说法流传：清圣祖康熙帝非常喜爱天资聪慧的孙子弘历（乾隆），其情殷殷甚于爱诸子。为确保帝位将来某日传与孙子，四子胤祯父因子贵被确立为皇位承继者。因此雍正不过是王权承继的一个过渡。乾隆盛世清室中兴，继位的乾隆帝的确没有辜负皇爷爷的厚望，成为一代有为名君。乾隆帝一生对祖父的恭敬、崇拜之心也眷眷可表，在登基六十年时，为免于超过康熙祖在位六十一年而显不敬，便下诏逊位于嘉庆，甘做太上皇。祖孙情浓明明可鉴，民间伦理关系中所谓的祖孙“隔代亲”在帝王政治中也有所反映。
照弗洛伊德理论，子对父的反父情结源于本能，因为生活中的父子关系有时是处于进退无措的境地。在古代的权力场中，父子关系的对抗更是得以放大，宫廷里父子常是互存警惕之心的。太子势力坐大，就有逼宫之嫌，是深为父皇忌讳的。这似乎也有理，如唐代“安史之乱”的平定中，太子李亨势力逐渐壮大，最后径自称帝——是为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玄宗黯然失却帝位。倘若太子懦弱势微，有时也会面临废嫡立庶的危险，如汉高祖刘邦的太子刘盈（惠帝）就有过一段被父皇预以赵王如意替换的危机。后太子采取建议，与刘邦曾征召而不得的山野隐逸高士“商山四皓”往来甚密，使刘邦顾及到太子在民间的影响力，取消了重立太子之念。权力的绝对诱惑，让父子之亲心生罅隙，使亲情异化。历史上弑父自立者亦不乏其人，如隋炀帝，还有安禄山、史思明不也是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史朝义害了吗？父子相隔太近，彼此看得太清，在权力交接的漫长等待中，很可能让人失掉耐心去“抢班”。至于王权政治中的兄弟关系就更不可信了，李世民为了皇位杀兄灭弟的“玄武门之变”，不就是对着自己的手足大加杀戮吗？赵匡胤、赵匡义兄弟二人协力打下天下，却不能共享天下，夜里兄弟共饮，晨则宣告兄驾崩、弟登位，惟余这夜幕里的“烛光斧影”给后人留下无尽的猜疑。
似乎只有这康熙、乾隆祖孙的“隔代亲”少了点利害，多了些温情，给了人们些许言说的羡意。当然，类似的帝王政治“隔代亲”历史上也曾有过，但它却是悲剧。例如，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东征西讨定鼎天下后，在确定接班人问题上的失策即埋下了动乱隐患。应该说诸位皇子中，四子燕王朱棣征讨安邦、威伏四夷对于明朝开国功劳甚大。太子朱标英年早逝。按说，建国之始，诸王子中择其贤能者以承大统也不为过，嫡长子继承制历朝历代也都有所权变，可太祖元璋不知出于何因，硬要坚持嫡长子继承制，于是立了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或许心中的猜疑畏虑让朱元璋对于儿辈有所防，而祖孙的“隔代亲”让他心有所安，故此舍儿取孙。朱允炆君临天下，试想燕王怎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