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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19年，陶希圣二十岁。六年之后，即1925年，在上海遭遇五卅惨案，陶希圣时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法制经济部编辑。在上海各界掀起的罢工风潮中，陶希圣先被上海学生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继而又是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罢工最高委员会顾问，并参加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的宣言，对英国巡捕枪杀民众的惨案表示抗议。《上海商报》以社论为其声援，执笔者即名记者陈布雷。陈、陶二人后成为至交。《东方杂志》推出五卅惨案专刊，首篇即为陶希圣分析南京路巡捕房应负相关法律责任的论文。在陶希圣晚年回忆中，这件事对他来说“非同小可”。在此之前，他的文章大多见刊于章锡琛主持的《妇女月刊》或朱赤民主编的《学生杂志》上。《东方杂志》通常只刊发名流的一些文章，“至此时，我的论文开始在那样的大杂志上发刊”，这对于陶希圣是一个重大的鼓励。从五四到五卅，陶希圣在政治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觉醒。若干年后，他在回忆中这样说：“民国八年（1919年），我在学生时期，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十四年（1925年），我在自由职业者时期，遭遇了上海的五卅事件。这两个事件对于我的学业、思想与生活都有重大影响，也是自然和必然的事。”之后《东方杂志》因五卅惨案而卷入讼案，王云五代表商务印书馆出庭应诉，辩护律师即大名鼎鼎的陈霆锐，陶希圣则担任辩诉状的撰述工作，并随同出庭听审。在商务印书馆充当编辑之余，陶希圣仍潜心研究法学、民族学以及中国社会组织等课题。鉴于他对中国社会问题渐次留心，五卅惨案之后，《孤军》杂志何公敢登门拜访，力邀为杂志撰稿，“那些稿子主要的谈社会问题，有时涉及政治见解”。这一期间，陶希圣先后结识《醒狮周刊》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与《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社的胡愈之、樊仲云、郑振铎、叶圣陶、周子同等人过从甚密，又在于右任创办的上海大学讲授《法学通论》。《醒狮周刊》一班人标榜“国家主义”，鼓吹“内驱国贼，外抗强权”，此时已结为中国青年党；何公敢、林骙诸人亦倾向国家主义，由孤军社发展为独立青年社；独立青年社之下有一周刊，即《独立评论》，亦邀陶希圣担任其主编；上海大学实为国民党黄埔军校之沪上前哨，“有志从军之学生进上海大学转广州投黄埔，比比皆是”……尽管如此，此时陶希圣的政治倾向之于上述党派或社团仍有一定距离。“我的社会政治关系左至共产主义，右至国家主义，可以说是广泛。但是我的社会政治思想路线，左亦不至共产主义，右亦不至国家主义。”陶希圣主编《独立评论》时，曾提出“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劳工自决”这样的口号，其主张与醒狮派人士有所不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认为这“三自决”之主张，符合三民主义要旨，力劝其加入中国国民党。这遂成了陶希圣接近国民党的第一步。
第二年6月，陶希圣不慎患伤寒转肋膜炎，病势危急，家中竟一文不名。他特意发函老家请求汇点医药费来，说“与其等我死后，寄钱来买棺材，不如先寄点钱来，救我的命”，其语悲凉哀绝。三个月后，陶希圣扶病前往上海法政专科学校兼职讲授亲属法，同时在东吴大学讲授政治学。及至岁末，《亲属法大纲》甫毕，径交商务印书馆，获稿酬五百四十元。其中一半还债，但眼睛此时却已变为近视。1927年1月，陶希圣忽接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来电，聘为政治教官，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与国民党有了实际接触。但陶希圣仍志在教坛，同在武汉大学任政治法律教授，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各国革命史》、《无产阶级政党史》，或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均着重于列强的侵略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以阐明国民革命的本质与意义。尽管陶希圣认为自己的政治立场“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但此时有点居中偏左则未可知也？陶希圣三叔公迪先生一家在汉口。陶去拜见时，三叔公劈头就是一句“你回来了，你做共产党了”。此话未必空穴来风。陶的故乡黄冈当时到处设有农民协会，而佃农对地主的斗争似并不激烈。陶希圣曾写信让一叶姓佃农到武昌来，对他说：“田地于我没有帮助。我也决意不靠家产为生计。请你们把我自己应得的一份田地分了吧！”此人不肯承受。陶氏家族中人据此认为他已加入共产党（1991年南京出版社《民国军政人物寻踪》一书，在“陶希圣”词条下有其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脱党一说。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曾对笔者言：似未闻父亲证实此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大革命时期武汉的实际政治氛围简直不容置疑。陶希圣这样说：“武汉各界不知道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只看见，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活动，及各军师政治工作人员的宣传活动，还有总工会与农民协会……汉口新市场的一个大厅里，经常有工人集会，高唱国际歌。那里的游人都听得见。总工会之下有工人纠察队……总政治部发表土地问题的一项统计，表明中国的土地大部分在地主的手里，中国的农民大部是佃农。”从有关史料看，早年即加入中国同盟会的邓演达从内心十分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工农联盟”，对国民党的“四联盟”（即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与农民）则大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倘如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他就以农民的领导者自任。四阶级联盟是不可靠的，惟有工农联盟才是革命的中心力量”。邓演达每到武汉分校演讲时，常以手指向听众，高呼“现在，农民是起来了”。实际上，陶希圣对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分野并不陌生。在上海大学兼任时，门首有一书局，出售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编译的小册子，其中就有布哈林的《唯物史观》。陶希圣读了这类小册子，遂对马克思与列宁的论著有了兴趣，求购其英文及日文译本，做过认真研究。但此时目睹北伐中之突变，他更需要了解实际政情，“与童冠贤、李超英、周炳琳、梅思平、吕云章等，每星期到汉口福昌旅馆，一间小房子里，锁了房门，交换消息和意见”。这时陶希圣虽然授衔中校，却“从来没挂过一天军刀、佩过一天手枪”。1927年5月，北伐军唐生智领军北上，继续讨伐北洋军阀残部。驻扎宜昌和沙市的夏斗寅部队，佯称腹背受敌，遭杨森川军攻击，撤退东进，企图乘虚而入武汉。夏斗寅的先头部队，是万耀煌指挥的一个师，迅速进占了纸坊，距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