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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要他「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立刻被主斥责：「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四4）可惜滔滔天下，不能胜过魔鬼的试探，不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舍本逐末，心为形役；碌碌终日，争取「食物」；深陷苦海，无以自拔。
2．他把历史的意义，看得过于简单。经济虽是重要因素之一，但并非独一的因素。例如，中俄两国，在革命以前，虽同为农业社会，但两个文化历史的背景，以及政治社会的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又如英美德各国，虽同为工业化国家，但其所谓「上层的」政治制度，亦复各异其趣。
3．一个民族国家文化创造力的表现，最初是见诸宗教和其他非物质方面的成就；其次见诸科学技术的进步，最后才有经济事业的发展；这可证马氏的学说，乃是因果倒置，不合历史事实。
4．他强以自然科学的法则，来解释社会历史的事象；而历史发展的动向，不仅没有符合他武断的公式，而且客观的事实，正对他作极大的讽刺，他的预言，完全不合现在社会经济的实况。由于社会立法的进步，劳工地位的改善，财富分配的渐臻合理均平，并没有如他预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到了所谓「无阶级的社会」（ClasslessSociety）以后，却仍充满尖锐的矛盾，残酷的斗争。例如俄国革命元老普利汉语夫（GeorgyPlekhanov），号称马克思主义之父，革命之后，却被列宁轻禁终身！托洛次基，虽已逃亡海外，却仍不获善终，卒遭史太林暗杀。而史氏当权以后，苏俄党国显要，其被史氏清革算屠杀者，尤难胜数。及史氏暴卒以后，他的亲信，却又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在官方《真理报》上，对其百般夷落，斥为国贼暴君，千古罪人。最后连他的坟墓，也被克鲁晓夫掘开。各国共党，有鉴于此，遂纷纷诘难离贰。例如意大利共党参议员（UmbertoTerpeacini）氏便说，照此情形，则我们以往信奉的真理，并非必为今日可信的真理。是则马氏之说，已遭其信徒所否认，正无待吾人之驳斥。
5．马氏所谓「正」、「反」乃是一种纯主观的、不科学的偏见；所以他的历史划分法，根本乃属武断。他到了所谓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权建立以后，便不得不宣告唯物辩证法的寿终正寝；否则便要按照其法则的支配，「辩证发展」，由「正」而「反」，从而「否定」其自己的政权和其建立的制度。但有一于此，结果都是自趋毁灭。
6．黑格尔的辩证法，原来是对己的、内省的、中和的；而马克思把它颠倒了以后，却把它变为对人的、排他的、斗争的，从而把黑氏「从矛盾到统一」的历程，变为只有斗争、毁灭、突变、绝对恶性循环的法式！
7．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把他绝对的唯心论，变为绝对的唯物论以后，其变本加厉的恶果，不仅把宇宙的本体，从精神理念，变为「运动的物质的诸形态」，并且更把人类的理智、情操、意志、灵性，完全转化为「物欲」和「肉感」；把人类的精神和灵性，完全从生命中抽去。他们甚至说，思想之于脑，犹之小便之于肾。把按照上帝形像造的万物之灵的人，变成毫无灵感的工具机器。
8．黑格尔的辩证法，原为证明其「绝对精神」，即为「神性」，原想用以解释历史，使人类向着崇高的理性的境界发展，其论虽有「自我神化」之嫌，吾人固未能苟同；但被马克思颠倒变质丢弃神秘外衣以后，不但丧失了「神性」，且复恶化了人性，从而使人类自相斗争，而人类历史遂转向毁灭的末路。
丙结论
以上两种历史观，乃是皮相的、枝节的，不是从上面来的；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唯物的，是外铄的，是从「下面」来的；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唯心的，是内省的，是从「里面」来的。「唯心」「唯物」，观点虽异，其误则一；便是都以人为本位，不以神为中心；仅以人为历史的主角，不认神乃历史的中心。这乃是人类悖逆真神，偏行己路，必然的结果。世界人类，虽科学文化，日新月异，而人类生活，反而变本加厉，治丝益紊，其根本症结，当亦在此！稽诸史乘，古今中外，先圣先贤，乃至圣君贤相，英雄豪杰，都想竭其仁智，寻求福国利民，长治久安，人类共存，世界大同之道：而事实上，却都把历史的主宰，和平的君王，人类的救主，抛弃在世界以外。「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一10－11）！属世的史家，既否认抛弃了「历史的主」，舍本逐末，偏行己路，暗中摸索，妄白揣测；自不能窥其真光，对人群历史，作正确的解释。
叁历史的结局论
人类历史的行程，自古迄今，学者认为有一个不变的现象，和一个循环不已的挑战，便是善恶斗争。所以历史的结局究竟如何，是善是恶，为祸为福，久已成为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关于这点，大率可分为悲观和乐观两派；但基督教历史哲学，却超乎这两种世俗的见解，而另有一种不同的看法。
甲悲观论（或历史轮回论）
悲观论在我们东方，有极大的影响，例如：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久必治，治久必乱；以为人类历史，只是轮回，没有出路。又如，佛教，便认为五蕴皆空，法我俱无；三界流转，六道轮加，有情众生，无明不灭；生死烦恼，俱不离苦。但此又牵涉宗教哲学和人生哲学问题，本书己另有论列，本章勿加深论。至于西哲的学说，限于篇幅，亦难尽述，兹仅略举一二，以概其馀。
一、柏拉图（Plato）
历史循环论，渊源甚古，远在巴比伦时代，即已盛行，此说认为万事盛极必衰，治久必乱，合久必分；人类历史，实逃不出这一个循环的公例。柏拉图因袭此说，谓历史的行程，乃是一套继续不断的循环的圈子，在命运之神操纵之下，初为黄金时代，终则趋于没落；周而复始，终古如斯。
二、亚理斯多德（Aristotle）
氏亦承柏氏的馀绪，认为世界万物必然的结局，是循环的。惟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这种历史观，并未为后世史家所重视，以是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空前的毁坏，震惊了世人，这一种悲观的历史循环轮回论，遂因史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问世，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故特论之。
三、史实格勒（OswaldSpengler）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使一位德国学者史宾格勒对于近代文明产生极大的失望；从而对柏拉图的历史循环论，大感兴趣，因著《西方的没落》（DecrlneoftheWest）一书。氏本无藉藉之大名，徒因其说正好投合战后世人苦闷悲观的心理，遂一鸣惊人；其书不胫而走，风行一时，竟成为译成各国文字的世界名著。
史氏用生物学的法则，来支持并发挥其历史的循环论。氏谓各种文化，都是生物的机体，好像有儿童时期、少年时期、壮年时期、老年时期。又如四季，有春、夏、秋、冬。所以一切文化，有其发展时期，亦必有其衰落时期；并无进步，只是循环。文化之受命运的支配，犹如自然界受因果律的支配一样。人类既被羁于这个循环轮回的历史之轮，便无从掌握其命运，因此历史只是一种无目的的往复轮回，毫无意义，只有战争是创造的动力。
史氏之论，在大战以后，轰动一时，我国学人，亦不免附和其说。殊不知这种历史观，乃是基于一时一隅现象所得之偏见与错觉，请析言之。
1．一则，他的历史观，仅以文化为基点，而抹煞民族国家及其他的因素，自属偏狭不全。
2．文化并非一个机体，乃为构成社会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的业迹，故其动力，非在被创造的文化之本身。社会虽系集个人而成，但社会非同个人，更非一生物有机体。从这个前提来看，则一切生物学的自然法则，根本无从适用到文化，则其一切比喻推论，自无从成立。
3．由于人类之罪恶，吾人固不否认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一章）惟史氏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知人藉上帝的恩典，可以超脱这个循环轮回的命运。神虽为宇宙的主宰，但人却有自由的意志，而非被命运支配的机器。故史氏之说，乃陷于宿命论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