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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二12一19）。
道家既以人生真正的幸福，乃在清净无为，归真返朴，契合自然，回复自然的本性，所以他们认为人类只有归顺天真，才能臻于至善；而人之为善，只是作为。道家「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的主张，就其反对人类自负自义一点而言，固比儒家的哲学远为高超；而与基督教的道理若有暗合之处。但是基督一面警告世人「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五20）；一面却指示一条明确的道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要世人效法天父，要和「天父完全一样」（太五48）。而道家却只教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他们对于自然的认识，乃是一种块然混然，不可明状的境界。质言之，他们的意境，虽是高超；但他们的认识，却是模糊，这样便使人失去了崇高的目的和价值；而流为一种委天任命的放浪形骸的浪漫主义和虚无主义。
道家对于生死的看法，也和儒家不同。庄子丧妻，鼓盆而歌；其门徒死，孔子遣门徒子贡前往慰问，见其吹笛而歌，归告其师，孔子叹曰：道家乃求世外之乐，非求今世之乐，乃为造物主的门徒，以生为大患，而死为解脱。道家以天地自然为父母，死乃应父母之呼召而回家；生则劳，死则息；生为奴役，死则自主。世人囿于小我，不见其大；故于生死寿天，戚戚顾虑；以生为乐，以死为悲；因寿而庆，因天而伤；而在道家则以为都是无关宏诣；「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妖」；人生的盼望归宿，乃在与万物合一，与天地并生。道家生死达观，意境超迈，自是不同凡响。（参看《庄子》：「逍遥游」）可惜他们对「道」的认识，只是一种不可言说的观念，水底捞月的空想；充其量，乃是一种虚幻的泛神主义，而没有认识有位格的三一真神，故不能予世人以永恒不朽的生命。降及后世，遂流为一种修性炼丹的邪术和方士的迷信，对于国民生活，民族精神，有严重不利的影响。
肆西洋哲人的人生观
关于西洋哲人的人生观，详细论述，须待专书；兹仅略举一二，以概其馀。
一、乐观派
例如古希腊赫拉克立德（Heraclitus），以道为宇宙人生常住不变的法则，万有均由其统御指导，以是人生必能臻于协和，止于至善。氏又以善恶乃是对立的、相对的，而且乃是相反相成的。无恶则不见其善，无善则不见其恶；二者相反相成，以是人类生活可以达到协和美满之境。又如斯多噶派哲学家克理安德氏（Cleanthes）和克利斯普氏（Chrysppos），以为世界乃是上帝的肉体，故乃尽善尽美，毫无瑕疵；人类的恶行，适足促成善的实现。正如一幅图画，其阴影乃所以烘托光辉的显现。复如伊壁鸠鲁学派（EpicurusSchool），认为道德之目的，厥为自得其乐；哲人的天职，当择善求乐。求乐之道：一为欲望之满足，一为不羁于外物，前者为物质之享乐，后者为内心之安和；人类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乃在后者而不在前者。伊氏安贫乐道，尝谓「吾苟得水与面包，其乐已无殊于神矣」！复次，如赖布尼兹氏（Leibnitz）谓世界乃为神按其无上的理性而创
造，以是必为至善；所谓恶的存在，乃仅对善恶的比较而言，其实适足以增益善的光辉。这些学者，虽有乐观的人生；惟于人生的善恶，却是缺乏绝对的标准。
二、悲观派
首倡此说者，为赫祺西亚氏（Hegesias），氏本属居仁尼学派（CyrenaicSchool）。居氏原为乐观派，谓「善即幸福，即是快乐；人之修德，惟在求乐。」惟赫氏过趋极端，乃反其说，谓欲求乐，当先避苦；但快乐与痛苦，终相为伴；以是世间终无极乐，人生自无常乐。欲求真乐，唯有自杀！此种自杀哲学，后由辛尼加（Seneca）之阐发，益趋变本加厉；竟谓「自杀乃人生最善之发明」。当时罗马人，风气所趋，竟视「自杀为人类的特权」。又如叔本华（Schopenhouer），谓芸芸众生，无明不灭，均被盲目意旨所支配，终为痛苦烦恼所困扰；欲求解脱，厥宜灭身息命，绝灭生活意旨，绝对否定自我，进入一种绝对空无的境界。叔氏对印度哲学，佛教思想，推崇备至，视为无上崇高之妙理，故其人生观，实乃不脱佛教涅梁论的窠臼。
三、改良派
此乃是一种天真的进化论。他们认为自然的灾祸，人间的邪恶，均不难藉人类的努力、科学的进步、教育的发展，加以消除。人生的境界，由于人类创造的冲动，不断追求，不断推进，可以日趋改进，而臻于至善。人类之痛苦烦恼，并非无法消除，人类只须抑制罪恶，向上迈进，自可谋社会之安宁，人类之乐利。倡此说者，实繁有徒，限于篇幅，无由列举。例如詹姆士氏（WilliamJames），谓宇宙不是定命的，恶之存在，所以予人类道德意志一种除恶为善的推动的因素。绝对
的完美的世界，只是一种呆板的，不进步的，无生气的世界。人类倘使相信有一位全能的上帝作其主宰，实在无啻毁灭人类自由的意志和道德的责任，则所谓人生，将毫无意义。质言之，詹氏认为人类社会改进推动的因素，乃是人间的罪恶，而不是全知全能，至圣至善，万福之源，万善之因的上帝。循其说而演绎之，则人类不应信奉崇拜上帝，而反当歌颂赞美罪恶了！这诚为千古之怪论，魔鬼的邪说！
伍中国学者的人生观
中国学人的思想，一方面承袭了中国儒释道各教的窠臼；一方面深中了西洋近代思潮的流毒，所以他们的人生观，都不足为国人遵奉的圭臬。前者，可以现在所谓「人文教」的宗师钱穆（宾四）先生和唐君毅先生为代表，可称为中国型；后者，可以吴稚晖先生和胡适之先生为代表，可称为西洋型。限于篇幅，兹略陈之。
一、西洋型
其一为当年胡适之先生所捧为人生观大论战的「押阵大将」党国元老吴稚晖先生，他领导所谓「科学的人生观」，代表一种极端的唯物论；认为人生并没有什么灵魂和精神，只是一种机械的「质力的反应」。质言之，人类和动物，并无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因此他认为必须「开除上帝的名额，放逐精神的元素」，否认灵魂的存在。其次，为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所谓名满中外，望重仕林，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首领胡适之先生。胡氏的人生观，乃是自然主义的、无神主义的，实和吴稚晖先生异曲而同工。他认为「宇宙万物的运行，皆是自然的」；「好生之德的主宰」只是一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和别的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他又「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也不信天堂地狱之说」。「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和生一只狗，一只猫，有什么分别！」质言之，胡适之先生的「人生观」，根本不是「人生观」乃是「兽道观」！这乃无啻沦人类为禽兽！现在举国上下，正在协力反对不合天道人道的无神主义和唯物主义；而对于这位鼓吹无神的、唯物的「兽道观」的学者，竟惑于其在学术界之所谓声望，提议要为其建造铜像，正不能不为中国思想界叹惜。
二、中国型
这可以钱穆、唐君毅二氏为代表。钱唐二氏和吴胡二氏，立说异趣；他们反对唯物思想，强调天道人道，他们也谈上帝，灵魂，而且忧心世道人心，珍视宗教价值，表面看来，较诸吴胡，似胜一筹。惟是他们既标榜「人文教」，他们的境界，只限于人文，在他们心目中，自是「天道远，人道迩」。他们虽「风闻」有上帝，却没有「亲眼看见上帝」（伯四二5）。「他们虽然知道上
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罗一20一23）所以他们一方面把上帝视作平常，不必敬畏；一方面又以为上帝虚无渺茫，无从认识，因此也无从相信。于是把一位自有永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有位格的三一真神，我们的「生命之主」，和「自然」，和「宇宙」，和「真如」，和「涅梁」，和「天」和「地」和「道」乃至和「己性」、「我心」，混为一谈，等量齐观；使真活的上帝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哲学的名称。如果他们真信有上帝的话，他们的上帝乃是照他们自己的形象所构成的概念。此皆古今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