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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四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始自陈赓和李克农处，获悉钱壮飞所截获的这十万火急情报
。顾顺章因工作关系完全知悉中共中央要员在上海所使用的化名和他们的秘密住址
，并且熟知与中共在上海有关系之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和苏俄远东红军情报部派驻上
海的工作人员化名及秘密住址，顾如及时将这些情报向政府泄露，对中共中央、第
三国际、苏俄远东红军情报均有不堪想象的严重後果。
周恩来立即与陈云等人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
迅即指挥中共特科人员倾巢出动，抢在政府行动之前，采取三项紧急措施：一讯即
转移中共主要负责人的住址，及顾顺章所熟悉或能侦察到中共主要负责人之秘书全
部调换；一将所有原在上海可能会成为顾顺章侦察、追踪的干部，尽快调离上海；
一立即废止和改变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就在四月二十六日深
夜，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等机关已转移秘密新址。
四月二十七日，顾顺章乘坐的军舰到达南京，蔡孟坚驱车前往码头迎接，然後直
驶“正元实业社”徐恩曾办公厅，顾说这就是中共南京负责人的通讯处，使徐、蔡
不禁大吃一惊，徐主任立即派人四出追查机要秘书钱壮飞的下落，钱早已杳如黄鹤
，不知去向。徐又专派中央调查科总干事张冲、顾建中等，率领大批人员连夜赶往
上海，会同上海英、法租界巡捕房，于四月二十八日早上开始全市大收捕，除连续
搜查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地址外，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古庙依
旧，“菩萨”早已出巡，只有徒望破庙空悲切了，正如蔡孟坚处长一九八○年所写
“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史的故事”，只是历史又一次殷鉴而已。
周恩来他们当年能够兔脱，妙在巧也。周恩来自一九五○年以来，曾多次说到当
年如果没有钱壮飞，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及在上海的工作人员，早已不在人世了。
顾案如果早发生一天（即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则中国现代史或将改观。一巧在
钱壮飞时值夜班，一巧钱竟敢事先偷译来电，一巧在顾乘军舰，遨游长江，指点孤
山始到南京，一巧在适逢星期六京中显要多在春申游宴，一巧在政府迟于星期一始
在上海行动。有此五巧，冥冥中似有定数，竟使白下蒙尘，金陵神伤乎？
中共中央鉴于顾向政府自首并泄露党内机密，以致造成中共中央在上海之秘密机
关多处被破获，若干重要领导人被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紧急会议，决定开
除顾顺章党籍，由周恩来负责执行党的纪律。周恩来于同年（一九三一）九月下令
将顾顺章一家大小八口及中共党员斯励等九人，由中共特一科王竹友在中共特二科
科长陈赓监视下执行，埋尸于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里三十三号及三十七号、英租界
武定路武定坊六号、新闸路斯文里等处。上海租界当局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
十八日在上述地点掘出尸体，十二月十一日又致电香港通缉周恩来归案法办。
顾顺章鉴于全家被原来的自己人无情屠杀，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上海“申报
”第六版，同月三十日又在第二版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
示”。启示全文如下：
敬启者顾顺章于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受革命潮流之激励，误入共党歧途，数
年来参与机密。鉴于共党倒行逆施，黑幕重重，与本人参与革命之初衷，大相违背
。不忍糜烂国家，祸害民众，乃于本年四月间自动脱离共党，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
，从此闭户读书，以求学识之大进。对于共党任何个人，从未加以陷害。顺章只有
主义之斗争，毫无个人仇恨之心，此亦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孰意周恩来、赵容（按
即一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被中共开除党籍之康生）等竟亲肆毒手，将余全家骨肉
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惨杀，而顺章岳母之私款七千余元及价值三千余元之田产
字据，亦被劫夺而去。似此残酷兽行，灭绝人道，实为空前罕见之惨案。噩耗传来
，痛不欲生。现除已呈报国民政府之悬赏两万元严缉该犯等，依法究瓣外，顺章特
另行悬赏缉究，以慰冤魂。如有人能将该犯周恩来、赵容等捕获解案，顺章当赏洋
三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储款以待，决不食言，伏祈公鉴。
顾顺章仅启
通讯处（南京）奇望街邮局信箱八号ZA8148
顾顺章缉凶广告一出，周恩来鉴于在上海已无法居留，于同年十二月扮成一普通
商人，自上海秘密前往江西。他由萧桂昌陪同从上海乘船到汕头，由中共绝密交通
站安排先住在“金陵旅社”，再转往汕头棉安街一家大旅社，第二天乘潮（州）汕
火车到潮洲，下午二时改乘汽船去大埔，又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汽船往大埔青溪，
当晚在青溪由中共交通站派六名武装人员，护送到江西，改就中共江西中央局书记
，主持江西苏区工作。自此周恩来脱离地下秘密生涯，又浮上地面活动。顾转变後
在中央调查科工作，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六日顾经王思诚之介绍与南京三民中学学生
张永琴小姐结婚，但始终不忘情于中共，拟为中共效命被发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徐恩曾下令在江苏镇江处决，一代中共人才，从此永无翻身之日。
（四）
一九二八年初，中国国民党中央由陈立夫、张道潘、杨剑虹开始筹建中央调查科
时，认为上海系重要港口，又是中共的工作中心，国共双方必争之要地，拟速即在
上海筹建侦察机关。当时国民党中央对特务工作经验不多，也无适当工作干部，物
色上海特务机关负责人颇费周章。中央调查科采访股总干事杨剑虹，广东人，上海
青帮中间人，曾在上海日本洋行工作，多次找杨登瀛帮忙特务工作，杨登瀛同中共
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有点关系，一九二五年“五卅”反日运动时认识上海中华海员工
会的杨剑虹。因此杨剑虹每来上海秘密工作时，常找杨登瀛话旧，俩杨无话不谈。
陈立夫、张道潘每到上海，杨登瀛亦常周旋其间，杨登瀛与张道潘之间更有一段政
治特殊关系，张遂成为杨登瀛在国民党中央的积极支持者。
杨登瀛，广东人，原名鲍君甫，自幼留学日本，在东京读完高等学校後，又毕业
于东京私立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对马克思主义略有所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
时期，杨回国投身运动，一度在上海日本洋行工作。又参加过一九二五年“五卅”
反日运动。他交游广阔，因长期在日游学，遂与若干日本通讯社有密切关系，也同
一些日本商人有经济往来，和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很熟悉，同国民党中人也有来
往。杨曾加入国民党，清党时被捕，旋被保释。
杨原住中共自称的党校 上海私立上海大学江湾附近（校址原在闸北青岛路
），因与上大很多员生相识，与中共特二科的陈养山，刘鼎等人亦熟识，陈养山一
九二六年秋在杨家习日文，而认识杨买办。一九二八年春，陈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
败，到上海无处安身，便借住在北四川路底杨老师家。当时杨剑虹经常到杨家来闲
谈两人公私事，陈嘱其与杨剑虹保持良好关系。杨剑虹每次来都要杨登瀛参加工作
，杨登瀛早知陈养山为中共党员，故嘱其适时回避。陈亦籍此知道上海一些清党事
。
杨登瀛认识一些中共党员，其本人也同情中共，对中共的请求，也尽量照办。但
杨接受参加国民党反共工作後反复思考，如不告诉中共，不仅得不到中共的帮助，
事情办不成，对不起朋友，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如果能帮助中共做点事，即可从
中弄到一些中共消息交差，又不担风险。他表面上接受国民党的任务，暗中又想同
中共建立关系。
杨登瀛为了安全展开工作，亲自去找他的学生陈养山商量，助他一臂之力，找中
共的关系。杨登瀛把杨剑虹两次找他在上海从事反共工作，准备如何在上海侦察中
共及其他反蒋党派活动，建立办案机关，同租界当局协同作战等情况，全盘告述“
党内同志”陈养山，并表示愿将所了解的情况全盘提供“党内”参考。
陈养山遂将杨登瀛所谈各节报告中共中央，建议同杨建立绝密的特情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