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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闲人们看来，一对夫妻要闹离婚，只可能是在一个问题上出了事，这就是性。具体说来，又有两种可能，一是某一方出现性功能障碍，二是某一方（也可能双方）有了外遇。无论是何种情况，都足以让人大讲其闲话。
前已说过，性，是中国闲话的一个热门话题。平时没事找事地，都要以歪就歪地扯到性上去，如今有了真人真事，便更可大肆议论一番。议论的内容，自然少不了捕风捉影。比如说那男的常服“固精丸”，或亲见他买狗肾鹿鞭泡酒，或说那女的常去医院看妇科。或许有个楞小子，声称他确知那对夫妻新婚之夜就没干成那事，这时大家就会一起看着他笑，问：“听房了吧！”其结果，当然是楞小子面红耳赤，其他人哄堂大笑，大家都觉得讲这类闲话，真是开心好玩。
如果说第一类问题多具神秘性，那么，第二类问题则更具戏剧性。因为一个人如果有了“外遇”，那就一定会有许多故事情节。比如说，两个情人是如何认识的？是舞场上的伴侣，还是从前的旧相识、旧相好、青梅竹马？如果是新认识的，则他们如何相识，又如何由相识而相好，自然有许多故事，许多情节。如果是旧相识、旧相好，则自然有许多典故和史实可以稽查考证。再下来，两个人是如何勾搭成奸的？幽会和偷情又在什么地方？这里面也大有文章可做。当然，最精彩的高潮，还是捉奸那一幕。那可真是悬念迭出、险象环生、扣人心弦。这时，拥有“第一手可靠情报”的人，往往会成为众望所归的核心人物，出尽风头。
除了叙述情节外，议论人物，也是这类闲话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时，话题往往会较多地集中于那个“第三者”。因为如果没有那个“第三者”出场，这台好戏自然也就无法上演。所以，人们对于“第三者”的关注，往往会超过离婚的当事人双方。如果那“第三者”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性，则大家的谈兴也就会更浓。如果她竟是一位“女明星”，而那男的又是一位“大导演”，那就不止于大家说说闲话，还会惊动新闻传媒，让许多三流小报重金聘请“写手”来妙笔生花了。
因“第三者插足”而导致婚姻的破裂，只是诸多离婚案中的一种。如果并没有什么“第三者”，那就只好在当事人身上去做文章。
在中国传统社会，一般地说，一旦发生离婚案，责任往往是被算在女人身上的。中国古代没有“离婚”这个概念，而只有“休妻”的说法，这是男女不平等的又一体现。“休妻”又叫“出妻”，礼法上历来有“七出”之条。也就是说，做妻子的只要犯了“七出”中任何一条，做丈夫的都有权将其赶出家门，予以体弃，就叫“出妻”或“休妻”。
“七出”之条大约在周代就已经有了。依据《大戴礼记．本命》和《仪礼．丧服》贾公彦疏，丈夫们可以随便把有错或无辜的妻子打发出门的七条所谓“正当理由”是：不事舅姑（公婆）、无子、淫佚、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不事舅姑就是不孝敬公婆。其实，事实上未必是“不孝敬”，只要公婆“不喜欢”，也要休妻的，如古诗中焦仲卿之妻和宋代大诗人陆游前妻唐琬之被休即是。因为“不事舅姑”即为不孝，而不孝乃罪莫大焉。同样，无子也是不孝，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淫有两种，一种是“淫乱”，即与丈夫以外的其他男人（包括家族成员）发生性关系，当然是“失德”；另一种是“淫佚”，即性欲旺盛，无休止地与丈夫做爱，结果弄得丈夫元气大亏，肾虚体弱，当然也是“失德”。这两种情况，也都无耻，理应休去。妒忌是不容丈夫与别的女子交往，或在自己“无出”的情况下不容丈夫纳妾，也算“不过妇德”。口舌（又叫“多言”）有三种：一是在公婆面前多嘴，是“不恭”；二是在丈夫面前唠叨，是“不顺”；三是在姑嫂妯娌之间倒闲话，是“不和”。三种情况都会影响家庭的安定团结，因此也必须休去。盗窃一说，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夫妻俱为一体，哪有自家偷自家的？大约是指偷了婆家的东西送到娘家。恶疾一说更无道理。做妻子的生了病，理应由丈夫出资治疗，岂有反被赶出家门之理？
由此可见，“七出”之条，对女性极不公平。不但不公平，也很苛刻。做妻子的稍有不慎，便会有被休的可能。比如孔子的学生曾参，仅仅因为妻子做了一顿夹生饭，便把她休了，简直岂有此理。正因为丈夫休妻如此便当，可以成为“正当理由”的条件又那么多，所以，一旦发生离婚案，人们就有可能作出截然相反的两种判断，一种是条件反射般地立即想到准是那女的有了什么“问题”，另一种则是条件反射般地立即想到没准是那男的“没安好心”。
事实上，许多男人的出妻、休妻、弃妻，根本就不是做妻子的有什么错误，而是他们自己嫌贫爱富、厌旧喜新。比如魏的平虏将军刘勋，娶妻宋氏，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后来刘勋看上了山阳司马女，就以“无子”为理由，把宋氏休了。结婚二十多年不提无子的事，一见山阳司马女就想起“继统大事”了，其真实原因可想而知。汉代王肃的休妻，更是连理由也没有，只因皇帝要把公主嫁给他。附马爷当然是“乘龙快婿”，王肃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休妻。
大约礼教的制定者也料定了会有这种事情，因此又作出了“三不出”的规定，以为休妻的限制。所以“三不出”，依《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何休注，即是：“尝更三年丧不去，不忘恩也；贱娶贵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不穷穷也。”一个女子，如果出嫁时娘家有人，现在娘家无人（一般指父母双亡，则“娘家”已不复存在），就不能休弃，因为这会使她无家可归。在旧时，女子是不能独立成“家”的。儿时以父母为家，婚后以丈夫为家，所以出嫁叫“归”，离异后回娘家也叫“归”，又叫“离异归宗”。娘家不存，自然无家可“归”，这是极不人道的，因此社会不予允许。另外，归通馈，娶能取，有取无馈，也是不道德的，因此“有所娶无所归不去”。“尝更三年丧”是指做儿媳妇的已为公婆守“三年之丧”，义同“未嫁女”，与丈夫有了兄妹情分，如若休去，便是忘恩负义。“贱娶贵不出”，则是指丈夫娶妻时，夫家尚贫贱，现在富贵了，倘若休妻，便是势利、背德、没良心。
“三不出”中，最深入人心的是“贱娶贵不出”。一个男人，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便难免会有人说闲话，甚至受到公开的舆论谴责。中国人历来崇尚的，是“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反对的是见利忘义、喜新厌旧、另攀高枝。如果有人胆敢如此，舆论一般都不会轻饶；如果这时女方起来反戈一击，大家则多半会拍手称快。这样的事，历史上也曾有过。比如后汉有个叫黄允的，当时曾“以隽才知名”，但看来“德”却不怎么样。司徒（一种地位极高的官）袁隗想为自己的侄女求偶，看到黄允英俊潇洒，便赞叹说：“得婿如是，足矣！”黄允一听，立马回家闹离婚。黄允的妻子夏侯氏，并没有如常见的那样，呼天抢地，寻死觅活，痛不欲生，而是平静地对婆婆说，如今我被休弃了，即将与黄家长辞，希望能一会亲属，略叙离别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夏侯氏稳坐正中，举起手来，历数黄允不可告人的隐私丑闻，共十五件。说完，便登上车子，扬长而去。
这下子可就轮到黄允被别人大讲闲话了，而且被讲的内容，显然还不止于离婚一件。
离婚者的闲话多，再婚者的闲话也不少。
一般地说，中国社会并不反对再婚。鳏夫的续弦一直受到鼓励，寡妇的再醮也只在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失节”，但这并不意味着再婚是多么光荣和体面的事。事实上，不少的再婚仍是难免要招来物议的。比如说，童男娶寡妇，处女嫁鳏夫，就很没有面子。因为前者是“捡别人剩下的货”，“吃别人啃过的馍”，如果不是神经病，那么便多半是没本事的；后者则是嫁了个“二婚头”，是去做“填房”，那便多半是“嫁不出去”，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所以，这一类的婚姻，当事人的心理障碍往往都很大，要有很大的决心才行。
另一类极易招惹闲话的再婚，是当事人双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