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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便我们认定通奸是违法和缺德的，大概也得承认，较之敲诈勒索、盗窃抢劫、贪赃枉法、杀人放火等等而言，总归对社会危害要略小一点。然而我们中国许多人，对于抓贼、反贪、追捕逃犯和制止犯罪，似乎并未表现出捉奸时的那种热情，有的对于公安机关的执法，还会持一种不合作态度。这样算下来，则我们的“正义感”，似乎就要打一个折扣。
其次，捉奸之后的处置，也很奇怪。按说，抓到了“罪犯”，理应移送司法部门处理，比如抓到了小偷什么的，就是这样。当然也有抓到小偷后猛揍一顿的，这也好理解。然而捉到“奸夫淫妇”之后，最通常的做法，是要“游街”；即便不游街，也要“示众”；即便不示众，也要广播得满世界都知道；而踊跃前来观看者，也大有人在。这就又不能不让人进一步怀疑，捉奸的目的恐怕不在于“捉”，而更在于“看”。
的确，捉奸确实好看。
第一，捉奸本身就是一台戏。但凡一部戏剧作品应该具有的，如环境、人物、情节、动作、悬念、高潮，捉奸一事之中，无不齐备。况且，这又是些什么样的“因素”啊！环境是神秘的，人物是真实的，情节是紧张的，动作是惊险的，悬念是强烈的，高潮则是令人兴奋的。既是真人上场，又不用花钱买票，正可谓“不看白不看”，岂有不看之理？
第二，在捉奸这场戏中，可以看到许多平时想看、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舞台上都难以看到的东西，比如赤身裸体的男女。运气好一点，还可以看到他俩的某些动作。这可是极具神秘感、吸引力、刺激性的场面，是平时花钱也看不到的，现在却可以不花钱白看。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能错过？
第三，捉奸比一般的看戏还要过瘾。一般的看戏，是演员演，观众看。演员演得再好，也难免有虚假感，而且也缺乏交流。捉奸却是真人真事，真刀真枪，货真价实，不带掺假，有足够的真实感和现场感，而且自己也亲自上场，既当观众，又当演员，岂不过足了瘾？
第四，捉奸不仅仅是当观众，当演员，而且是当英雄，当大爷。你想想吧，那些“奸夫淫妇”，在捉奸者面前，哪一个不是惊惶失措、丢魂落魄、胆战心惊、磕头求饶？单是在那贼男女兴头正浓时冲将进去，大喝一声“你们干得好事”，就十分过瘾。看着他们从热被窝里滚落到冰冷地上，脸吓得发黄，浑身哆嗦，告饶不止，就够乐一阵子的。哪能不趁这机会幸灾乐祸一回，好好体验一下优越感？
第五，捉奸不但能当英雄，当大爷，而且当得十分便当。因为你打也好，骂也好，教训也好，对方可决不敢还嘴还手。平时不敢说话的，这时不妨多说几句；平时不敢动手的，这时不妨大打出手；平时受过那“奸夫淫妇”气的，这时不妨趁机会出气；平时对人低三下四的，这时大可趾高气扬。总之，捉奸这事，既能一饱眼福，看一回好戏；又能一显身手，当一回英雄；还能博得众人喝彩，出一回风头。这可真是一箭三雕，得了便宜又卖乖，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去？
所以，一有捉奸任务，男人们几乎不用动员，便会自觉上阵，踊跃前往，女人们也有偷偷摸摸去看的。当然，即便错过了机会，也不太要紧，因为还有后面的游街和示众可看。看游街示众当然不及看捉奸过瘾，但有机会看总比没得看好。因此，当那男的光着上身、女的挂着破鞋游街时，看客也会十分踊跃。
然而我们还是不明白，捉住了“奸夫淫妇”之后，为什么一定要游街示众呢？
最直接的解释是：为了让他们“没脸见人”。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没脸没皮，人而不人。所以游街示众，乃是一种极重的处罚。但是，倘若那“奸夫淫妇”，原本是死不要脸的东西，或者他们原本就是真心相爱，因此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又怎么办呢？办法也是有的。中国古代对此，历来就有严酷的肉刑，大抵是男的割去阴茎，叫“腐刑”；女的破坏子宫，叫“幽闭”，总之是让他们再也无法“成奸”。还有一种更加惨无人道，叫“骑木骗”，大概是用刑具刺伤女性阴道使之致死。此外还有骑木驴再加零剐的，不过一般用于因通奸而导致谋杀亲夫者。《水浒传》中撮合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又指使潘金莲谋杀了武大郎的王婆，受的就是此刑。
王婆的是非我们先不去管，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对一个善良无辜者的谋杀，自然遭人痛恨。但如果只是两个人私通，并未谋财害命，也要男腐刑女幽闭，便未免令人大惑不解了。通奸即便不正当、不道德、有伤风化，处分也不该如此之重呀！
重，自然有重的道理。
首先，它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男女关系的重视。这种重视在《周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易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这就简直是把男女关系，提到安邦定国的高度了。依照这个逻辑，则男女关系如果“不正”，就会天下大乱，亡种亡国，所以又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可惜，匹夫匹妇、平民百姓并不懂《周易》。对于他们，只能用“重刑”来加以威慑。如果对于通奸偷汉者，所给予的处分，竟是轻描淡写的一番“教育”，那就显然无法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不过，重刑固然能表示重视，但如此的重视，岂非又反过来证明了通奸偷情之事，其实是防不胜防的？或者说，是不用重刑，便不足以防患于未然的？从逻辑上讲，恐怕只能做这样的理解。那么，通奸偷情之事，为什么又防不胜防呢？如此防不胜防，岂非又反过来证明了，在内心深处也想干那种事的，其实并不只有一个两个？
当然不止一个两个的。如果只有一个两个，就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
其实，中国早就有句话，叫做“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也就是，“淫心”是难免人人都会有的。正因为淫心难免人人都有，所以，如不施以高压重刑，就势必弄得“天下大乱”。
但是，高压也好，重刑也好，都不过只是当局的事，老百姓们也跟着掺和什么呢？
少数人积极参与对“奸夫淫妇”的惩处，自然有他们的原因。首先，他们需要宣泄。刚才说过，“淫心”是许多人都难免会有的。只不过基于道德、慑于重刑、碍于条件，不敢付诸行动罢了。这样一来，他们的内心深处，就会感到“压抑”，这就需要宣泄。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想干而又不敢干的事，别人居然干了，而且还在干的过程中获得了快感，则“压抑”便会转为“愤怒”。因为要干就大家都干，要不干就大家都不干，凭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呢？这实在太岂有此理，太令人“愤愤不平”了。这无疑也需要宣泄。捉奸，以及捉奸后的惩处，恰恰正好可以既宣泄压抑，又宣泄愤怒，当然大家也就不用动员而踊跃前往。
其次，他们也需要表白。不偷情、不通奸、不淫乱，是高尚、清白、光荣的事。既然是高尚、清白、光荣的事，就必须让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不赞扬，则光荣感等等，也就无由产生。这和一个人做了好事以后希望得到表扬的心理是一样的。但是，“做好事”和“不做坏事”却并不一样。“做”有形迹，是已然发生的事情。做了就是做了，无论是否有人知道，它都是一个“事实”。有这个事实在，即便别人不知道，至少自己知道，可以“问心无愧”。“不做”就难讲了，因为它无迹可查。你今天没做，谁知道明天会不会做呢？事实上没做，谁知道心里想不想做呢？不但别人无从知道，便是自己心里，恐怕也完全没有底。这就需要表白，需要向别人也向自己表白：自己不但“没做”那些坏事，而且“根本不想”做那些坏事。
捉奸、看捉奸、惩处奸夫淫妇，无疑是最好的宣泄方式和表白方式。因为“奸夫淫妇”们决不敢也不会积极地参与捉奸（除非是自己的配偶与人通奸）。且不说“免死狐悲，物伤非类”，至少也会“做贼心虚”，不至于“贼喊捉贼”。所以，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