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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导致鸨母狠毒的最主要原因，还是钱。如果不是为了钱，是不会有任何女人要去当鸨母的。为了钱，鸨母就必须对妓女加紧进行训练，甚至不惜在训练中动用私刑；为了钱，鸨母就必须强迫妓女接客，而不论那嫖客是老是少、是黑是白、是胖是瘦、是俊是丑、是温柔多情还是粗俗可鄙。这就对妓女身心两方面都造成了伤害，因此无论妓女，还是同情妓女的人，都会对鸨母恨之入骨。
其实，妓院中还有比鸨母更可恨的人，那就是所谓“龟奴”，即俗称“王八”的那些男性职员。龟奴最早可能是卖淫女子的丈夫，也可能是人贩子。正因为他们是妓女的丈夫，或鸨母的丈夫，或有丈夫名义者，所以叫“忘八”。所谓“忘八”，就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皆忘，或忘了第八个字——耻，也就是“无耻”的意思。“忘八”谐音“王八”，而“王八”就是“乌龟”，所以这些家伙便叫做“龟奴”。
龟奴的无耻，一方面在于他们寄生于妓女，靠妓女的卖身钱来供自己享乐挥霍；另方面，也在于他们时常欺负妓女，骚扰妓女。在嫖客面前，他们低三下四，比狗还不如；在妓女面前，他们又摆出一副“老爷”派头，还时不时趁机占妓女的便宜。自己不劳动，靠妓女卖身为生活，已是人格低下；趁嫖客不在时去满足性欲，更是人格卑劣。如果说，鸨母九分可恶之外尚有一分可怜，那么，龟奴便是十恶不赦、十分可恶的“王八蛋”！
一部娼妓史，不但充满铜臭，而且充满血腥。
纵观历史，妓女的来源，无非四种：一是罪人家属，二是战俘，三是为生活被迫走投无路者，四是被人诱骗拐卖者。无论何种，都是被迫走进娼门。换言之，无论何种情况，都是对人权的践踏、人格的侮辱和人性的蹂躏。因此，一部娼妓史，也就是妓女的血泪史。
妓女最悲惨的遭遇，是不被当作人看。的确，历史上是有一些名妓，风头出尽，青史留名；但这样的名妓，在妓女的总人数中，又占得了几分之几？更何况，人们在骨子里，也未必把她们当人看。王安石和朱熹要找同僚的岔子，不是就随随便便地把两位名妓抓起来严刑拷打吗？不少一代名妓，到了晚年，不也穷愁潦倒，流落街头吗？至于一般的妓女，其生活更不堪回首。鸨母的虐待，狎客的戏弄，路人的白眼，都是家常便饭。妓女，可以说是最没有人格尊严，最被人看不起的。直到现在，中国不是还有一句极为刻毒的骂人的话，叫“婊子养的”吗？
事实上，无论诗人们如何诗化青楼，把青楼风光描写得宛如天堂，把妓女们的风姿描写得宛如天仙，妓女的生涯都决不会像她们上演的节目那么美妙。私妓要为金钱所左右，官妓要为权势所压迫，她们不是商品，便是玩物，哪有人格可言？唐代金陵有一群花花公子将一名营妓狎弄致死，居然又一把火把她烧了。岭南乐营妓女在席上得罪了宾客，就被长官处以棒刑，打完了，还要赋诗嘲笑，说什么“绿罗裙下标三棒，红粉腮边泪两行”，简直是恶霸土匪又加文痞流氓。写得出这样诗句的人，想必挺有“文化”，但其心肠，却真是阴如蛇蝎，毒如豺狼。政府管辖的妓女命运尚且如此，黑帮“保护”的妓女，其命运便可想而知。
妓女所受的摧残，不仅是肉体上的，更重要的还是心灵上的。由于长期不被当作人看，不少妓女内心世界都相当苦楚和压抑。屈辱感、自卑感、孤独感、空虚感，以及对此身无靠、前途渺茫的恐惧感，无时无刻不在深深地折磨着她们。即便锦衣玉食、华灯艳彩，或者名登花榜、技压群芳，所有这些“享受”和“成功”，都无法弥补其痛苦于万一。为了谋生，也为了排遣这苦楚和压抑，她们不得不强装笑脸，在灯红酒绿中醉生梦死。久而久之，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世上是否有真情了。因此，一到人老珠黄，无笑可卖时，她们便会变得麻木不仁，如同行尸走肉，在孤独寂寞中，背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凄凉地死去，连灵魂也得不到安宁。这是极不人道的事情。
社会主义的中国，决不能让这种现象死灰复燃。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情人之（一）“妓不如窃”
娼妓制度是社会的一个怪胎。
但凡考察和研究过中国娼妓史的人，都多少会产生一些怪异感，觉得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事情，实在不可思议。比方说，中国古代社会极其讲究“设男女之大防”，已嫁女子回到娘家，和自己的亲兄弟都不能同桌吃饭，然而却又允许素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在妓院里眉来眼去、勾肩搭背、打情骂俏、随便上床；中国古代社会极其讲究女人的“贞操”，强调新娘必须是黄花闺女，妻妾必须要从一而终，寡妇再嫁都要视为失节，然而却又允许甚至要求一部分女子不守“贞节”，去充当“人尽可夫”的妓女，而且越淫荡、越放浪越好；中国古代社会也极其讲究男人的“守志”，强调一个有志气、有作为、有理想的男子汉大丈夫，应该不好色、不淫乱，不能玩物丧志，然而男子狎妓，却又被视为风流韵事，不俗而雅，可以写进诗词广为传唱，载入史册千古留名，连至尊天子有时也要去凑凑热闹，体验一下生活。这就实在让人弄不清楚，中国古代社会究竟是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宣扬什么，禁止什么。
其实，反过来想想，又会觉得这很好理解，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世界从来就充满着矛盾。任何事物，都是与它的矛盾对立面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有隔离，就有开放；有贞洁，就有淫乱；有性禁忌，就有性自由。与其“禁而不止”，如“略有松动”，亦即在严格实行“设男女之大防”的前提下，开一个小口子，保留一个男女自由交往的小天地，以免因过分的禁忌，而引起心理的失调和社会的失衡。
于是，在男女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国古代社会便采取了牺牲部分女性贞洁和尊严的方式，来满足男人与异性自由交往的欲求，以保证社会的均衡和稳定。必须指出，这种做法是不公平和不道德的。“公平”的做法，也许是同时开设可供女性自由出入、随意嫖宿男妓的妓院。可惜这并不可能。中国古代也有男妓，不过并非为女性服务，而是为有“同性恋”需求的男人服务的。更何况，即便开设了为女性提供服务的男妓院，也不道德。真正既公平又道德的做法，是男女平等，交往自由，先恋爱后结婚，一夫一妻，双方都遵守法律，忠于爱情。显然，对于中国古代社会而言，这只能是“后话”。
尽管开设妓院的做法，既不公平，又不道德，但它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却也确实起到了均衡器的作用。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古代的娼妓，从未形成对家庭的破坏和冲击。相反，娼妓制度与家庭制度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共存共荣，其中的奥秘，颇值得玩味。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看妻子们的态度。
前已说过，中国古代的妻子们，有不少是“妒妇”。她们对于丈夫的纳妾，几乎根本不能容忍。然而，有趣的是，她们对于丈夫的狎妓，却又相当地宽容。比如前面说过的那位东晋谢安先生的夫人即是。谢安要纳妾，被她严词拒绝，但谢安身边歌妓如云，出游宴饮时必有艺妓相随，她却不闻不问。原因之一，也许就在于妾会造成对妻之地位的威胁，引起家庭纠纷，而妓则不会。妓女再漂亮、再风流，也在家庭之外，而且还是“公物”；姬妾再丑陋、再木讷，也在家庭之内，而且为丈夫所“私有”。公私内外，这个界限，不可不分。家是妻的领地，自然不容他人染指。外面的世界妻们就管不着了，也不想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妻们都相信，无论丈夫们如何在外面看花了眼，却总有一天会“浪子回头”，回到自己身边，回到家里来。
当然，面对寻花问柳而归的丈夫，妻们不能说一点醋意没有，不过大多也都不怎么当回事。因为在她们看来，妓女根本就不是人，而是阿猫阿狗之类的“玩意儿”。比如丈夫跑了一圈马，溜了一回狗，你也和他生气么？何况，前已说过，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妻，都多少有些母性，因此，对待狎妓的丈夫，也就有如对待淘气的儿子，顶多唠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