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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守节又面子略大）。至于官宦人家，则于门第之外，还要考虑政治因素，即两家的结缘，要有利于自己政治上的发展和政治势力的培植。因为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是“家天下”，血缘裙带关系在其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甚至连皇帝有时也要动用“政治联姻”的手段，如朱元璋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将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致仕宰相李善长的长子李琪为妻；又如汉、唐各代都曾使用过的“和亲”策略都是。就连中国戏曲舞台上，也常常演出皇上或宰相选择新科状元为婿的故事，便实际上是这一现实的反映。
如果说女方家长更多地考虑门第，那么男方家长则更多地考虑生育。因为儿媳妇进门来，最重要的是要传宗接代。其他问题（比如伺候公婆丈夫等）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继统的任务却非妻子不能承担。在正妻无出的情况下，固然可以纳妾，但妾生得再多也是庶出，血统上已低了一等，在继承权上也会产生麻烦。所以最好是正妻能生育，而且生男孩，而且头一胎就是男孩，以便尽早确立“嫡子”地位。这一点当然谁也没有把握，于是只好寄希望于祖宗、鬼神和媒人，而职业媒人（俗称“媒婆”）也自有“某女宜男”一类的说法。民间的说法则是“买地要买三合土，娶媳妇要娶大屁股”，也就是盆股宽大利于生育之意；而现代性美学中推崇的那种臀部较紧的性感女郎，则在排斥之列。“宜男”外，要考虑的则是该女是否“贤淑”。因为她除传宗接代的任务外，尚有孝敬翁姑和伺奉丈夫的义务。倘若娶来“悍妇”，岂非家门不幸？
显然，在这里，男女双方家族在为其子女择偶时，都只有政治、伦理和生育的考虑，从而共同地排除了“爱情”这一原本理应成为“合乎道德的婚姻”的基础。岂但排除了爱情，连将来是否可能产生爱情都不予考虑；又岂但不考虑“情”，甚至连“性”也不考虑。试想一个体壮如牛的所谓宜男女子，哪来的性吸引力？一个形容猥琐的所谓富家公子，又何能激起女方的情欲？结果在婚床上，男子或许只不过出于生理需要而一泄其欲，女方则很可能以挺尸的姿态来勉为应付，因为他们原本素不相识，既无爱情，又无性吸引力，完全是被某种外力驱赶到一起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罢！’”（《热风．随感录四十》）。
这样的婚姻，当然只能叫做“无爱之婚”。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夫妻之（三）无爱之婚
无爱之婚，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常规的婚姻状况和婚姻方式。
按照现代婚姻观，婚姻应该是男女双方爱情的产物。也就是说，男女双方，因相互吸引而生爱慕之情，又因情投意合、难舍难分，终至决定共组家庭、永不分离，这才去履行法律上和习俗上的结婚手续，正式成为夫妻。
这样的婚姻，显然是最合乎人性的。因为任何婚姻中都不可能没有性的内容。婚姻不等于性，却也不能没有性；而人类的两性关系，其最不同于动物之处，就在于其中有着而且必须要有爱的内容。而且，正是因为这种“爱”强烈要求“情有独钟”，这才使“一夫一妻”这种两性关系得以出现。换言之，夫妻关系原本就应该是爱情关系，因为它是由原始爱情的自由结合演变而来的，婚姻制度则不过是对它的社会承认和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人性的婚姻。
最合乎人性的，也就是最道德的。因此恩格斯才认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婚姻才合乎道德。然而奇怪得很，在中国传统社会，如果男女青年因相爱而结合，反倒被认为“不道德”：“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一个青年男子如果自己择偶，多半会被看作“花花公子”、“浪荡鬼”、“臭流氓”，或者“色鬼”；一个青年女子如果自己择偶，则一定会被视为“恬不知耻”、“死不要脸”，甚或被视为“婊子”和“破鞋”。人们会这样议论评点：“真不要脸，哪有闺女自己给自己寻婆家的！”或者：“这小子真不地道，自个儿给他妈找媳妇。”很显然，在这里，男女青年因爱而结合，已经从“最道德的”变成了“最缺德”的了。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以恋爱婚姻为非法和失德，只能证明“无爱之婚”已成为传统社会最常规的婚姻方式。所谓“最常规”，并不表现在统计数字，比如百分之多少的婚姻无爱等等。事实上，谁也提不出这个数字，因为既没有人想到要去统计，而且也不可能进行统计。我们得出这个结论，乃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发生所谓“私定终身”的事，便立马成为“传奇”，被写进小说，搬上舞台，大加渲染，广为流传。什么是传奇？也就是罕见少闻、稀奇怪异，故事情节离奇，人物行为超常的意思。自由恋爱成为“传奇”，恰好证明只有无爱的婚姻才是“常规”。
在中国古代，私定终身的传奇也很不少。王实甫的《西厢记》算一个，白朴的《墙头马上》算一个，汤显祖的《牡丹亭》也是一个。其中，又以《牡丹亭》最为离奇：少女杜丽娘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爱于牡丹亭畔，醒后感梦伤情，愁病而死。死后，杜丽娘的游魂找到了柳梦梅其人，两人相见如故，便令梦梅掘坟而再生。复生后，几经周折，才终于成就了婚姻。这个传奇，寓意其实是很深的：梦中相爱，即等于说现实中不可能相爱；死后成婚，即等于说活着时不可能成婚。有人说这个传奇证明了中国古代有着“美丽的爱情”，我倒以为它恰恰证明了中国古代实在少有爱情。即便有，也只能是一个梦，很难变成现实。
因此，对这类传奇故事，中国人就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大多数人当然是“津津乐道”。因为一方面这种事情实在罕见少闻，看一看，听一听，说一说，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新鲜感和想象力；另一方面，自由恋爱，毕竟是最合乎人性的事情，而且中国历史上又曾有过自由恋爱的时代（详后），所以人们对于这种浪漫行为，在内心深处也未尝不是心仪已久，颇向往之。看一看，听一听，说一说，可以宣泄压抑的情感，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因此，这类传奇在民间，是大受欢迎的。正因为大受欢迎，才会屡禁不止，久演不衰。
少数封建卫道者的态度则是“歇斯底里”。历朝历代，都有人把它们视为淫秽，列为禁书，大张挞伐，极力诋毁。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传奇，确实以其自身的魅力，冲击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法，当然要引起这些人的极大恐慌和仇恨了。
最“高明”的态度，是《红楼梦》里贾老太太的看法——“不以为然”，根本就不相信。依贾老太太的说法，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平日里端庄贤淑，知书达礼，养在深闺，什么事也没有的，“只见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世上哪有这样的人？世宦书香大家子的小姐，自然是门风严谨，奴仆成群，怎么一到这时，就只一个紧跟着的丫头知道？世上哪有这样的事？可见，这都是说书人瞎编出来的，而且编得还不那么“圆”。总之，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没有必要去当真。于是轻飘飘三个字，便把这些传奇故事的意义和影响都打发了，可不是“高明”？
事实上，这类传奇，即便到处流传，也至多只能给人们增加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很少起到“启蒙”的作用。即便最为动心的人，十个当中至少有九个不敢“以身试法”。所以，尽管《西厢》、《红楼》之类多次被目为淫书，但却并未真正遭到严禁，就因为它们其实并无伤大雅，无碍大局。
其中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大多数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而言，爱情实在是一种太空洞太渺茫的东西。婚姻有没有爱情做基础，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男的找不找得到老婆，女的嫁不嫁得出去。如果满世界都是怨女旷夫，连“男有室，女有家”都办不到，却来侈谈什么爱情，那就只能惹人发笑，嗤之以鼻。
那么，如果“男皆有室，女皆有家”，是不是就可以来谈爱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