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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子的习俗，到春秋时还有。比如，据《左传》和《国语》记载，楚国的斗伯比和母亲在郧国生活时，曾与郧国国君（子爵）的女儿生下一个私生子。因其非婚生，郧国夫人也就是这孩子的外婆便把他扔到云梦泽。结果被老虎看见了，不但不吃孩子，还用乳汁喂他。这事被去云梦泽打猎的郧子，也就是这孩子的外公看见了，大为惊诧，这才收回了这孩子。后来，这孩子也成了一位名人，即楚国的令尹（宰相）子文。
除弃子外，还有一种更为野蛮的习俗，即“杀首子”。也就是说，男子婚配后，无论是妻还是妾，生下的第一个孩子统统杀掉。古代越国东边有个部落，甚至还要把“首子”吃掉。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婚前妻或妾多半已和别人有过性关系，腹中之子来历不明，可能是自己的，也可能是别人的。为了不至于紊乱血统，便只好采取“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政策。
显然，弃子也好，杀首子也好，都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忍粗暴和大伤感情的做法，其不得人心，可想而知。岂但不得“人心”，也不合于“天意”，这才有弃和子文为“神”所护的传说。其实，天意即民心，神话不过是人心的一种反映。但无论如何，深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理的周人，不会不顾忌到这种做法的严重后果。
更何况，宗法制重视的，正恰恰是嫡妻所生之首子。如果首子该杀，则嫡长子何由产生？如果所杀之子又是自己的，岂非自己给自己断后，活生生断送了血统的正宗传人？显然，弃首子或杀首子的政策，实不宜推广发扬。
但是，另一方面，嫡长子血统的纯正，又无论如何是极其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比不弃子不杀子还要重要。因为弃子杀子固然可能“错杀”，不弃不杀则可能“错认”。错杀了不要紧，还可以再生；错认了就很糟糕，可能永远也改不过来。
看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正本清源”。也就是说，只有绝禁婚前和婚外的性行为，才是既安全可靠又不滥杀无辜的好办法。如果能够保证新婚之时，夫是“童男”，妻是“处女”，则他们婚后生子，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否则，便难免有妻子从外面带进的“野种”来“夺嫡”，也难免有丈夫在外面留下的“情种”来“争长”。所以，婚前婚外的性禁忌，对男女双方都很重要。
不过这事也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的。因为一方面，“哪个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女子不善怀春，”性的吸引乃是少男少女无法抵御的诱惑；另一方面，当时的风俗，是对性关系看得很淡，野合之事，比比皆是。就连孔夫子他老先生本人，也是其父叔梁纥与其母颜氏在尼山祭神时野合而生，祷与尼丘而得。故孔子名“丘”，字“仲尼”，其来由便正是他父母做爱的那个地方——尼丘。
现在看来，所谓野合之风，很可能是远古时代群婚制度的一种遗存。至少在周代仍有这样的习俗：一到春天，男男女女便都跑到春意盎然的野外，在春风杨柳之中自由恋爱，在和阳明月之下私相偷情，而社会和官方也予以允许。《周礼．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其中，自然不乏童男处女，甚至已婚夫妇。如此看来，童男处女的纯洁性，便不一定靠得住；已婚男女的偷情，也难保不会发生。“嫡传”是否会“误传”，也仍是一个疑问。
于是，宗法制的设计者和维护者们，便只好采取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把男人和女人严格地区分和隔离开来，让他们不能交往，不能接触，甚至不能见面。也就是说，不让他们有淫乱的机会。
这就是所谓“设男女之大防”。
关于这一点，《礼记．曲礼》有详尽的规定。按照《曲礼》说法，即便是一家人，男人和女人也不能坐在一起（不杂坐），不能将衣服挂在同一个竹竿衣架上（不同椸枷），不能用同一条毛巾洗脸，用同一把梳子梳头（不同巾栉），不能手递手地直接传递某一件东西（不亲授）；小叔子和嫂子之间不能说话（叔嫂不通问），不能让父亲的妾为自己洗衣服（诸母不漱裳）；别人家的男孩和女孩，除非是有媒人来说，不能知道他们的名字（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自己家的女子，许嫁以后，出嫁以前，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到夫家去，也不能和未婚夫见面（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嫁出去的姑娘姐妹回娘家来，即便是亲兄弟子侄，也不能和她们坐在一张席子上，吃一口锅里的饭（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器而食）。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曰：“男女授受不亲。”
由此可见，古人的“设男女之大防”，差不多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不但男人和女人的身体、目光和言语不能接触，就连碰过的东西也不能接触。似乎用了同一条毛巾，就会产生性冲动；衣服挂在同一根竹竿上，就等于有了性关系。这可真是神经过敏，莫名其妙。具体地实行起来，不但诸多不便，而且也有麻烦甚或危险。所以便有人去问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吗？孟子说，当然是礼。又问，那么嫂子掉进水里去了，也不能用手去拉吗？孟子说，嫂子快淹死了还不去拉一把，就是畜牲，和豺狼一样了，但这只能算作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幸亏还有孟子这句话，否则不知多少人会要死于不救。
不过，虽然有孟子的权宜之计，也还是有不少人死于“男女之大防”。元代有个姓马的寡妇，乳房生疮，不治则死，人们便劝她去看医生。她说，我是杨家的媳妇，宁愿死，也不能让男人看病。结果真的不治而亡。当然，她死后便被尊为“节妇”，被树碑立传，流“芳”千古。
真不知制礼者闻之，又有何感想！
应该承认，“设男女之大防”，至少对于那些“意志薄弱者”，还是很有一些作用的。
我们知道，一男一女两个人，要发生性关系，也并不那么容易。首先，他们得见面，才可能产生性吸引。产生性吸引后，还要调情，然后是肌肤的接触，最后才可能进入实质性阶段。现在，男人和女人既不能见面，又不能说话，更不可能有身体的接触，如何“淫”得起来？这样的防范措施，真可谓堵泉眼、刨树根，一开始就把可能发生的事端捏死在摇篮中，让怀春者无春可怀，好色者无色可好，比事后去追究和惩罚，“高明”得多了。
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道学家和一般“良善人家”，对于“男女之防”，都看得很重。不但严格执行《曲礼》的规定，后来还增加了一些条款，比如不共厕所、不共浴室、不共井水等等。不共厕所、浴室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条件，亦不妨多盖几间厕所、浴室，以免男男女女衣冠不整地从里面走出来，双方见了面“不好意思”。然而不共井水，便匪夷所思。一井之水，各用各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地下水都连成一气，虽从不同的井里打出来，其实还是一回事。幸亏持此主张的司马光先生不是现代人。否则，他就该主张建两个自来水厂，一个男水厂，一个女水厂了。
但不管怎么说，“男女授受不亲”的观点，在中国是相当地深入人心。记得直到我上小学的时候，还认为和女孩子说话是相当可耻的事情，而老师也要经常进行“打破男女界限”的教育，并强制性地实行男女同学同桌同坐的制度。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国人男女之间的交往，也还相当矜持，不可太随便，否则便会有人说“闲话”。这种男女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界限的态度，已经成为一种民族心理习惯，无法加以简单地评说了。我们还将在后面的篇章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从“生殖崇拜”到“男女设防”，这就是中国古代两性关系发展史大体上的一个走向。从总体上讲，这是一个两性关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人的自然属性进行压抑的过程。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文明原本就是对野蛮的镇压。既然是镇压，那就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在镇压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同时毁灭了一些可贵的东西，比如原始时代两性关系中那种热情奔放的生命活力，也随同其野蛮形式而一同消失了；另一种是由于对镇压的反抗而产生另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