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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族在新时期可能的新贡献
回族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其优良传统是需要发扬广大的；然而，回族对祖国的贡献是与过去特定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回族不是一个孤芳自赏、自我陶醉的民族，她希望能够开拓未来，再创辉煌，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祖国的更加繁荣昌盛做出新的贡献。
而今天，要想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就必须超越一族一地的小圈子意识，登高望远，放眼世界，审时度势，把握好新的时代特点，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认识到我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认识到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正在经历的深刻的变革和变化，在此基础上，对自身重新定位，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确目标和任务，并找准为祖国做新贡献的恰当的切入点。
综观世界大势便知，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后冷战时期，世界正朝着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发展＇20＇。但应当清醒地看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要建立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防止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对其地位提出挑战，使21世纪仍然成为美国的世纪。为此它要遏制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猛的在其看来咄咄逼人的中国的崛起＇21＇——手段多种多样，宣扬“中国威胁论”，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而共同防范中国是一种；炮制“中国崩溃论”，企图打击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让中国人服输是一种；进行“文化渗透”，输出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让中国的青年人拜倒在西方文明脚下又是一种；鼓吹“人权高于主权”、搞所谓“人权”外交又是一种，而打“民族宗教”牌就是其中的一个毒招，需要特别警惕，尤其是包括回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决不能上当。
我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牢牢把握住和平与发展这个当今时代的主题，充分认识到我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确立科学发展观，以提高国民生活品质、增强综合国力为目标，及时提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同时，提出两个“和谐”：对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提出构建和谐世界，以营造一个和谐的国内环境和和平的国际环境，确保中国的和平崛起能够顺利实现。
那么，处在这样一种国际、国内背景下的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自然就应该顾大局，识大体，明确自己所担负的责任。
在新时期，回族对祖国应有的新贡献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文化方面，二是经济方面，三是政治方面。
（一）回族对祖国在文化方面的贡献
回族对祖国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结构性的贡献，而不是量的增加。中华文化非常博大，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仅《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就足以令世人折服；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有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彝族的《阿诗玛》等等，数不胜数；那么，回族对祖国在文化上的贡献就不是在上述非常丰富的文化宝库中增加其量，不是再增添一部大型史诗或一部类似百科全书式的大部头的文献，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深层次的贡献，主要是对华夏传统文化的一种补充、突破、创新。这种补充、突破、创新，不是由回族的几部现成的历史文献来完成，而是通过对回族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综合开发，并结合时代精神，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视角和方法，赋予其时代特点，即通过一番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工夫，提炼出新的精华。这些精华恰好是新时期祖国的文化建设所需要的，甚至是急需的，特别是对增强我国的软实力，具有特殊意义。
回族对祖国在文化上结构性的贡献主要有：
义利统一观 义与利这两个范畴是极富东方色彩的古老概念，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义利关系的思考和回答的历史，为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百家争鸣图：从先秦诸子以孔孟为代表的“重义轻利”和法家、墨家、管子为代表的“重利轻义”两大派各抒己见，到西汉中期义与利的摩擦碰撞、针锋相对；从魏晋南北朝隋唐对儒家“罕言利”思想的一脉相传和“重义轻利”论的一统天下，到两宋、明请“存天理，灭人欲”的登峰造极的“重义轻利”论的极端发展；及至唐宋以后对“重义轻利”论的反思、批判和“重利轻义”论的时隐时显，二者的争论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然而，这场长达2000多年的“义利之辩”，并没有辩出什么结果，辩论以各种形式还在继续。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义利关系问题经常地、大量地、直接地甚至是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出现在每个人的生活实践中，有时还横亘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成为人们的一种思想或心理障碍，并不但刺激着人们的思维神经，让人无法回避。而回族文化则把义与利协调起来，统一起来，既崇尚义，又不耻于言利，不耻于求利。对回族而言，没有义利对立的困扰和二者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追求正当的、合法的“利”，就是“义”。回族历代学者根据伊斯兰文化的价值观阐明了义利关系，明代回族学者王岱舆说：“今之世人，言利害有三品：曰身之利害，劳逸寿夭是也；曰财之利害，得失增减是也；曰名之利害，曰毁诋赞誉是也。正教言利，乃固本和义之真利，非忘源背本之名利也。”＇22＇也就是说，回族文化也言利、求利，但须以和义为前提，在此前提下，鼓励求利，且多多益善。这样，义利之间就实现了平衡，而不再摇摆不定、让人左右为难了。当前，祖国需要增强综合国力，人民需要提升生活品位，公民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保护，在此情况下，回族文化中的义利统一观对于克服义利对立思想，放下心理包袱，理直气壮地言利、求利，并以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求正当的利，具有重要矫正意义。作为当代中国人，划分“君子”与“小人”的尺度，不必再沿用过去的标准，合法的、正当的利益面前，不必自命清高，退避三舍；同样，对非法的、不正当的利益，也不能趋之若骛，如有人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以同胞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以假药来获取钱财，这才是“小人”，甚至是罪人。而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取利益的人，是堂堂正正的“君子”，理应大力提倡，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为他们发挥其创造性和聪明才智提供更大的平台，营造更好的氛围。
理欲结合观 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从而使理与欲之间出现了失衡状态。而回族文化则认为，人既非纯洁无暇的天使，也非屈从本能的动物，人就是人——既有本能的需要——这种需要产生“欲”，也有对真善美的向往——这种向往产生“理”，理与欲缺一不可，各有各的位置，不能互相挤占。清初的回族学者刘智在其著作《天方性理·图传》中指出：“人之生也，无嗜欲则不能领略声色嗅味之妙，无功修则不能渐还夫本然之真。”这就是说，造物主创造万物，乃是为人所用，如声色嗅味等人间美好的事物，是要人领略的，否则就愧对人生；但人是万物之灵，不能完全屈从本能，而有所选择，有所超越，有所修炼，如此才能返朴归真，才能使人做到名副其实，不然，就如同行尸走肉了。人欲有多种，如食欲、色欲、名欲、权欲等，是否要满足，一要看是否正当，二要把握好度。关于食欲，回族学者王岱舆说：“大都养生之道，莫大于饮食，天轮日月，大地山河，尽人衣食之仓库；水陆飞行之物，花果草木之精，皆人身体之滋养，当食而不食，有违造化之恩；不当食而食，又属己私之用。”＇23＇关于性欲，他认为应该通过合法婚姻来满足，不婚不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