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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达鲁花赤（元朝官职位），主管三州民政。后改任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后升为燕京路断事官，断事官是三品掌刑政的官，元朝初年常以相臣兼任，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3＇他任断事官的时候“轻财爱民，很有威望。”1251年蒙哥可汗即位，赡思丁奉命同塔剌浑行六部事“抚渝燕京军民”。后被任燕京路总管，亦多惠政，继升任采访使，在蒙哥汗伐蜀时，主持粮饷供应，军前未发生过粮草中断的情况。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赡思丁被任命为燕京路宣抚使，掌管本路军民事务。中统二年（1261年），赡思丁拜中书省平章政事，这是一个等于副丞相的官职，“军国重事，无不由之”。因为他德才兼备，恪尽职守职，深得朝廷的信任和器重。
至元元年（1264年），赡思丁出任陕西。赡思丁到陕西三年内，民户增加了9565户，军户增加了1255户，税收增加了6225锭，屯田粮增加了9721石，节省买钞331锭。至元七年（1270年）率军出征，在嘉定跟宋将昝万寿对垒。八年（1271年），有旨：“大军观围襄阳，各道宜进兵以牵制之。”赡思丁偕郑鼎率兵水陆并进，再一次到了嘉定，俘获宋将二人，战舰二十八艘。遂奉命在兴元主持行省政务，主办大军的粮饷。
至元十一年（1274年），63岁的赡思丁受命抚滇，可谓是临危受命，因为在1253年蒙古平大理国到1274年的20多年中，留守管理云南的蒙古贵族随意掳掠奴隶，骑兵肆无忌惮践踏庄稼，并把大量的土地围成牧场，激起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蒙古贵族虽然依靠大理旧主段氏镇压了这次起义，但是宗王与地方行政长官之间明争暗斗，使人民痛苦不堪，云南局势长期得不到稳定。忽必烈自己也承认“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就任命一向以“谨厚”著称的赛典赤·赡思丁为“平章政事行云南中书省事”，他受命于危难之际。
临行云南之前，他找了熟悉情况的人，详细地了解了云南的山川城廓、水陆交通、特产资源、风俗人情等，心中有了初步的治滇方略，然后才动身去云南。到了云南后，赡思丁首先对元帅府、亲王和行政部门各自为政、互相争权的局面加以调顿。云南的政权机构还没有明确之前，云南的最高长官是都元帅，其下设有万户、千户等官职，一切民政事务由武官管理。同时又有亲王、大理处行六部等，算是行政机关。亲王、军人和行政部门之间，职权不明，矛盾尖锐，而少数民族地区又有土司统治，政出多门，社会秩序紊乱，人民生活困苦。针对此情况，赡思丁把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组建为地方政府——云南行省，把军事、治安等部门置于行省管辖之下，王府则只对行省起监督作用，不再管理行政事务。然后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按照路、府和州县三级划分政区，在行省之下，分为37路、5府、101个州和县。各级分别委任了总管、知府、知州和县令。各级地方的隶属关系和管辖范围都得以明确，以往由“千户所”、“百户所”的武官和土司们随意行事地方行政权力的混乱状况得到克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
至元十三年（1276年）云南行省成立，从此开创了行省简称省作为我国地方第一级行政区划的历史。把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组建成为地方政府，开创了行政管制的先例，而行省就成为了元代地方政府的模式，此后元代政府就是以云南行省为模式建立其它九大行省。可以说中国行省建制始于元代，而元代则始于云南行省，这是我国地方政治制度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赛典赤对祖国政治制度建设的重大贡献。
（二）仁政博爱 惠泽百姓
赛典赤·赡思丁是一位华化的回回人，从小深受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又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在他身上集合着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精魂，伊斯兰文化核心精神之一是人道的“宽容、博爱、和平”，儒家文化“以和为贵”，“仁者爱人”。作为政治家的赛典赤·赡思丁用自己的政治生涯实践了这两种文化的精神，仁政博爱、惠泽百姓。史书记载，赛典赤·赡思丁在元宪宗时任燕京路总管，即以“多惠政”知名，“轻财安民，甚有人望”被儒臣王恽称为“回回人当中有良心和道德的先行者。”
他任平章政事行云南中书省事后，采取绥徕远人的方针去感化“叛服不常”的一些交趾（今越南北部）人。赛典赤来滇初始，因形势复杂，朝廷征调湖广重兵开战、给地方百姓带来了新的灾难，很多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深谋远虑的赛典赤不拘旧怨，“遣人谕以逆顺祸福，誓约为兄弟，交趾王大喜，亲至云南，赛典赤郊迎，待以宾礼，交趾王十分感动，从此以后不再反叛，以藩臣归顺朝廷。”＇＇4＇＇在处理境内各民族关系上，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依靠武力，使得西南各民族和谐共处，社会安定。
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时，云南有几个土吏，因赛典赤·赡思丁没有重用他们，怀恨在心，到朝延控告赛典赤·赡思丁专权集制。元世祖看了看侍臣说：“赛典赤忧国爱民，我是知道的，这些人怎敢诬陷赛典赤·赡思丁。”便下令把这些人解送云南，交与赡思丁处置。赡思丁没有采取报复手段，反而除去他们的刑具，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知道大汗给了我便宜行事的权力，因而控告我专权。我不认为你们有罪，我还要给你们官做。”这些人喜出望外，连连拜谢说：“我们犯的是诬陷罪，平章不但给了我们活命，又给我们官做，我们要誓死相报。”另据史书记载；红河地带的萝甸土司（当时云南的一个部落）抗命，他带兵出征，面带愁容。随从人员见了问他为什么如此愁绪？他说：“我并不怕打仗，只是担心你们在战争中不幸而死，又担心你们欺侮老百姓，使他们不得安宁，一旦把老百姓逼反了，你们却又去征伐他们。”军队到达了萝城，已经三天了，还不见萝甸人有降顺的意思。部将及手下急不可待要请攻城，赡思丁不许。他就派人前去劝说萝甸土司，萝甸人表示愿意服从，但过了三天仍然不降。诸将奋勇请战，赡思丁还是不答应。将中有人擅自攻城，赡思丁大怒，急令收兵，斥责带头的人说：“天子是命我来安抚云南的，不是来杀人的。没有主帅命令，擅自出兵，军法当诛！”他当声下令要严惩肇事的军官。这件事很快就被萝甸土司首领听到了，十分感动，说：“赛平章是这样宽厚，我若再抗命，是不吉祥的。”于是出城请降。赡思丁这次出征，没有杀一个人而取得很大的胜利。赡思丁的这种风范，在云南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中传开了，他们的首领纷纷前来，表示愿意接受行省的领导，并按惯例，这些首领都敬献重礼。赛典赤把这些东西分赐给从官或贫民，自己一点也不要，并设宴慰劳这些首领，送给他们衣服鞋袜。在赡思丁主政期间，云南政通人和，民族关系融洽。
（三）发展经济 兴边富民
当行省建立、郡县改制基本结束时，赛典赤同时开始了经济的恢复、建设工作，其中治理滇池是云南历史上第一个“民众至今受其赐”的规模最大、最科学的水利系统工程。当时滇池时常泛滥，雨季甚至漫过城墙进入中庆城内，滇池以东地区则又因缺水而使农田遭受干旱，成为制约滇中地区农业生产、影响人民生活的一大隐患。赛典赤亲自主持了大规模治理滇池工程，组织中庆的军民凿开石龙坝，疏开口河，使滇池水顺利泄出，获良田万顷。又疏浚了滇池上游的盘龙江、金汁河等六河，在盘龙江上建松花坝，“以时启闭，缺则放水，涝则蓄之”。这是滇池地区第一批规模较大的水利设施，不仅控制了滇池水患，还新辟了大量良田。之后这一带“屯田大兴”中庆路屯田的面积，约占全省屯田总面积的1/3，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云南各族人民对赛典赤·赡思丁治理滇池十分感激，誉之为“李冰凿离淮”，传颂至今。元代以后历代对滇池的治理，也基本上是沿袭赛典赤·赡思丁疏六河、扩海口的办法，松花坝经历代加修，至今仍是滇池地区水利枢纽工程之一，仍在造福于春城人民。
针对云南山高路险、交通不便的状况，赛典赤下令大力修筑驿道，并沿途设置驿馆，还在荒野无人、盗贼出没之所置镇，派驻官员，保护行人商旅。以中庆为枢纽，到达今四川宜宾和成都、广西南宁、贵州、湖南的驿道相继修通；省内自中庆经大理、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