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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共戴天，但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好汉惜好汉”，两人心里对彼此其实是很佩服的，如今有了共同的敌人，便很容易走到一起。
1926年2月，吴、张联合讨冯，势如破竹，掩杀到京畿一带。此时冯玉祥为避锋头，已通电下野，取道外蒙，赴苏联游历去了，其麾下张之江、鹿钟麟等遂缴械迎接吴军入京。此时，段祺瑞已被迫再次下台，被囚禁的贿选总统曹锟获得自由，一度想通电复职，被吴佩孚劝止。因此，国家元首的位置暂时虚置。以吴佩孚的意思，要由颜惠庆组阁，代行总统职权，待国民大会召开后，再选举新的总统。张作霖虽表面同意，但心中十分不满，遂处处刁难，终使颜内阁倒台，易之以杜锡珪。此时，张、吴二人已先后抵京，相逢一笑泯恩仇，竟然有相识恨晚之感。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
吴佩孚是个实心眼，他带着奉军张宗昌、张学良等部去打冯军的南口，胜利后，越俎代庖地请杜内阁授张宗昌为义威上将军、陆军上将，张学良为良威将军、陆军上将，褚玉璞为璞威将军、陆军中将。结果，张宗昌等全不接受，因为一女不能配二夫，身为张作霖的人，怎么可以再领吴佩孚的赏呢？由此可见，张作霖的驭人之术远比吴佩孚高明，吴治军严谨，惟有气节者能效死力，是名将之具；而张作霖恩威并施，远近皆服，更有领袖风范。
这次虽也有些“一山二虎”的迹象，但由于南方国民革命军已开始北伐，大敌当前，两人不具备决裂的条件。吴佩孚即在汉口督战，打了一场血淋淋的汀泗桥保卫战，然终被北伐军击败，仓惶退守河南。此时，张作霖要求南下助阵，吴佩孚不愿自己的地盘被别人染指，故予以拒绝。但奉系对邻近的直隶早已垂涎欲滴，乃径直开入保定，隐居于此的前总统曹锟只好逃到河南去投吴佩孚。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吴佩孚的军队至此已损耗殆尽，张作霖看准了这个机会，组建了安国军，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司令，大举南下。如此一来，吴佩孚的河南就成为奉军的第一个目标了。此时吴军已只余残部，根本不是奉军的敌手，寇英杰等重要将领又相继出降，连曹锟都回到天津表示输诚。吴佩孚大势已去，不久北伐军打来，只好夜走山道，逃往四川。至此，正统的北洋系已被消灭殆尽，作为北洋旁支的奉系登堂入室，成为北京的惟一主人。
然而，他所得到的决不是天下，而是一个岌岌半壁的危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势如破竹，已将孙传芳击垮；冯玉祥再度出山，在北方与友军遥相呼应；山西阎锡山宣布易帜，改称晋绥联军总司令；即便在北京，也有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各种抗议示威活动，甚至军事行动。奉军与北伐军几度遭遇，却非其敌手，任其压迫至陇海线。
此时，蒋介石要求张作霖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东北国民革命军，并承诺由其继续担任总司令。张作霖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自己掌握了挂五色旗的北京政府，就可继承民国的正统，而南方政府是非法的，正如青天白日旗明明是海军旗，自然不可以用作国旗！如今虽然形势危急，但皇城北京却毫无问题是在自己的囊中了，那个国家元首的位置虚悬着，不坐岂不可惜！
1927年6月，奉系在北京召开会议，杨宇霆代表张作霖提出北方必须团结起来抵御南方，因此必须立即组织安国军政府，以便号令全国。此时，就最高统帅的名称发生了争论，有人认为应为“临时总统”，有人则建议仍为“临时执政”。这时，张宗昌这个粗人居然说出一番道理：“不如叫大元帅！今后的敌人不是北洋系了，不再有通融余地了，非战不可，不战必亡，有了大元帅的称号，有利于号召全体将士。何况，孙中山在广州也是这样做的。”孙传芳都当即表示赞同，最后一致通过。
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以军职摄行元首职权，一如孙中山广州军政府之故例。他同时发出“讨赤”通电，声称：
惟是共产标题，志在世界革命，则讨除共产，实为世界公共之事业，亦为认为共同之事。则非作霖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告成。凡我全国同胞，既负保国安民之责，皆有同仇敌忾之忱，自必通力合作，不必功自我成。此后海外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标题，不特从前之敌此时已成为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以为友。惟对于赤祸则始终一致对敌，决不相容。
他对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兴起的各种新的思潮均抱仇恨态度，因之对中国传统的旧道德日益推崇。如今，他肯仿效孙中山成立军政府并就任大元帅，可见对蒋介石的要求实已有所妥协，但他对三民主义有补充意见，即须在“民族”、“民权”、“民生”之外，再加一个“民德”，改称“四民主义”，以尊崇旧道德，维持中华文明。
五、日俄的夹缝
从20世纪初开始，东北就成为俄国和日本激烈争夺的对象。1904年日俄战争在东北爆发，中国竟然被迫划出交战区，宣布严守中立，成为世界的笑柄。战争虽以日本获胜而结束，但俄国并未退出东北，双方只是在势力划分上有所改动而已。
日俄战争时，张作霖正在辽西新民府占山为王。新民虽属“中立区”，但日、俄视“中立”如无物，一样来去自如。张作霖的百十人马无法与两强抗衡，就只有尽量与其周旋。一开始，由于俄国肯为他提供枪械和金钱，他便帮助俄军，为俄军筹集粮草、搜集情报，并因此被日军俘虏。日本人本要处死他，但日军参谋田中义一见他很是干练，遂为说情，保住一命，他于是转为日军效力。后来因为日本赢得战争，故张作霖的实力在此次战争中有所增强。
俄国败于日本后，两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将东北划分为“南满”、“北满”。俄国退至“北满”，大体在长春以北，从此奉天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但俄国并未放弃对奉天的争夺，他们利用地利之变，支持东蒙的蒙匪，不断侵扰辽西一带。张作霖奉命剿匪并取得了巨大成绩，这是对俄国的间接打击，因此张作霖的崛起，也可视作是亲日抗俄策略的成功。
日本人不仅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南满”的诸多特权，且逼迫清廷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开放东北十六处商埠，在营口、奉天、安东划定日租界，以及日军可在多处驻扎。张作霖在清末民初的敏感时期，为了能够督奉，曾倾心与日本人接纳。1915年，他奉段芝贵之名赴朝鲜汉城参加农产品博览会，趁机与日本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深相接纳。次年4月，张作霖如愿以偿成为奉天督军，半年后，寺内成为日本内阁总理，双方的关系于是进一步深入。此时，有一群日本人如川岛浪速等在搞“满蒙独立运动”，妄求将东蒙和东三省变成一个实体，建立国家，并由日本托管。这些人在中国国内倾力扶植宗社党和部分内蒙叛匪，希望在东北发动武装暴动。而这些人内部也有分歧，其中一部分如田中义一等，希望游说张作霖加入行动；另一部分如川岛浪速等，则想“射人先射马”，暗杀张作霖，然后趁乱夺取奉天。结果川岛等人先下手为强，在张作霖欢晤日本载仁亲王后回返府邸的路上，以投掷炸弹的方式行刺，结果刺客错把汤玉麟当作张作霖，且掷弹不准，因此汤也只负轻伤。张作霖则早已飞马回府，途经奉天图书馆时又遇到刺客，但他提马而过，竟然毫发无伤，倒是那个刺客被溅起的弹片击中要害而死。他刚回府邸不久，日本驻奉总领事即来探望，他心下雪亮，却不动声色。有人报告说刺客的脚形显然是常穿木屐的，也被他斥退。
此次刺杀事件使他对日本人有了戒惧之心，但他绝对想不到，自己“大难不死”，却未“必有后福”，12年后，他还是遭日本人暗杀而死。
日本人杀他不成，但并未因此放弃对“满蒙独立”的努力。1916年，日军在辽西北的郑家屯挑起事端，强占了该屯。由于在《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中，郑家屯并不允许日军驻扎，张作霖便要求敌军撤退，但遭到拒绝。日军之所以要占据郑家屯，是因为此处正当通往内蒙的咽喉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若能取得此地，就如同在奉天西北插入一把钢刀，且可为进攻蒙古奠定基础。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