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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祭。其心胸之窄，竟至如是！
拥段祺瑞组织临时执政府的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而已。
段祺瑞的处境如此糟糕，徐树铮为此忧心忡忡。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时，委徐树铮以特使名义出洋考察，访问英、德、法、意、美、俄等国。徐树铮在外国常登台演讲，由于他风度翩翩且博学多才，于文学艺术亦有颇高造诣，洋人对其印象极佳。这正是段祺瑞的本意，他除让徐树铮远离是非外，还要培养徐树铮的国际声望，以备大用。徐树铮心知肚明，故在各国均着力表现，处处显示政治家的风范。
徐树铮与冯玉祥是一对冤家死对头。当初，被徐树铮杀害的北洋元老陆建章，便是冯玉祥的娘家舅舅。陆建章被刺时，冯玉祥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段祺瑞为安其心，特升他为常德镇守使，授勋四位。冯玉祥则表现出了惊人的平静，不仅绝口不提此事，反而自告奋勇调往福建前线与军政府作战。实际上，冯玉祥的城府极深，他知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道理。1924年，他阵前倒戈，害苦了吴佩孚，取了北京，软禁了曹锟。段祺瑞任执政后，冯玉祥的军队负责京畿的防务和治安，直接监控段祺瑞的动向。段祺瑞为人倔强，素来重英雄而轻小人，比如吴佩孚败走天津，段祺瑞就曾主动为他指点迷津，而吴佩孚也将自己的军械辎重留给段祺瑞。而段祺瑞对冯玉祥绝无好感，因此在冯、奉出现矛盾时，他总是偏向奉系。久之，冯玉祥对段渐生厌憎，乃利用京城的治安大权，对段祺瑞多加监守，使段祺瑞如坐针毡。徐树铮在国外闻讯，十分焦急，他觉得段祺瑞孤掌难鸣，自己必须回国襄助之。他自知身无一兵一卒，乃拟秘密联络张作霖和孙传芳，以共同倒冯。1925年夏，他从美国返回上海，即拜访张謇、孙传芳，商榷收拾山河之计，并致电段祺瑞，拟晋京拜见。段祺瑞深知局势险恶，极力反对他来北京，但徐树铮胆气豪壮，竟置之不理，终于北上不归之路。
徐树铮和冯玉祥是截然相反的两类人。冯玉祥深藏不露，貌似粗豪忠厚，实则心细如发；徐树铮意气风发，看似白脸奸竖，实则磊落使才，胸无机心。因此，徐树铮与冯玉祥结怨，是他最大的不幸。
他到北京见了段祺瑞，即口称老师，行跪拜大礼，段祺瑞连忙回拜，二人相拥而泣。随后他告诉段祺瑞，关于制裁冯玉祥的办法，他已经和张作霖、孙传芳议妥。段祺瑞自然心中暗喜，但是嘱咐徐要小心从事，不料徐极端托大，竟然在办公室里跟梁鸿志大声说道：“你可即草拟讨伐令，我们要对付冯玉祥了。”这些话被冯玉祥的探报听到，冯玉祥闻讯便开始策划暗杀计划。更要命的是：徐树铮离京返沪之日，有人在段祺瑞在办公桌上留了一张纸条，上写：“又铮万不可去，去必死。”段祺瑞急令将纸条送徐树铮，当时徐树铮已登车待发，竟将纸条一笑置之。左右或劝他改乘汽车往天津走海路，徐树铮自重其政府官员的身份，务求堂堂正正，竟仍乘火车启程。故徐树铮难逃一死，也可说是咎由自取。
徐树铮并非毫无警觉，而是过于自信胆大。他去北京觐见段祺瑞，便刻意渲染自己“考察各国政治专使”的身份，待他离开北京，又自恃国家大员，认为冯玉祥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料，冯玉祥祭出了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更为合情入理的法宝，即由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参与刺杀，还天下以“替父报仇”的解释。当时，英日两国都不喜冯玉祥，冯玉祥为应对两国驻屯军的干涉，不惜动员其京畿驻军，并延请资深外交人士入幕。实际上，为了杀掉徐树铮，他已不遗余力。
1925年12月30日，徐树铮的专车抵达廊坊。负责刺杀的张之江乃紧急布置，先使列车停在廊坊车站，又郑重邀徐树铮下车面谈。徐树铮当即拒绝道：“要公羁身，不便下车。若张师长有事相商，可上车面谈。”据说，当时陆承武就出现在车前，一边散发“报仇雪恨”的传单，一边高喊“杀人犯，杀人犯！警察快来！”张之江早已化装为二等兵模样，混在普通士兵中，挥手示意将徐树铮强行拉下车来，推到车站以东100多米处，也即票房北角的台阶上，预伏在此的手枪营士兵一拥而上，将徐树铮乱枪击毙。
徐树铮之死虽有血债血偿的因素，然对国家却是一大损失，尤其考虑到他在外蒙创立的巨大功勋，更令人感到乱世不恤功臣的悲哀。徐当初离开库伦，是为了襄助段祺瑞对抗直系，此番回国，也是为了扶助段祺瑞渡过危局，其忠心可悯。他的惨遭横死，凸显出军阀混战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当初，段祺瑞手下有“四大金刚”，即靳云鹏、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其中尤以靳云鹏和徐树铮最为得力，可谓左膀右臂。但靳、徐向来不睦，自徐树铮组织安福系后，两人更势同水火，段祺瑞则倾向于徐树铮，于是靳云鹏日益倒向直系，加上傅良佐身败名裂，吴光新避居日本，段所能依赖者，其实仅剩徐树铮一人。如今徐树铮遇害，段祺瑞也就丧失了最后的政治资本，他之一蹶不振，是想当然耳的事情了。“三一八”事件，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七、亲日派？
段祺瑞再次息影津门，自称“正道居士”。他在须磨街的住宅尚未显鞍马冷落，因为不时还有策士说客前来说项，有的更是劝他复出，他也未始没有此意，但是一直没有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北洋的黄金时代随着他的下台已经过去，执掌北京政权的先是北洋的旁枝——奉系，不久，他当年想以武力征服的南方革命党人北伐到黄河流域，迫使奉系改旗易帜，在形式上统一了南北。自此，他东山再起的希望完全破灭。
好在，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勤奋的政治家。当初他任总长、总理或执政的时候，就保持着极其规律的作息规律。每天吃过早饭，就在书房里看公事，看完公事即赴其公署。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午睡，醒后会客，客来除交谈外，也常对弈几局。下午除下棋外，也起诗社，王揖唐、曹纕蘅、梁鸿志等酬和最多，并自编有一部《正道居集》，同时他也参加过徐世昌的晚晴簃诗社。晚饭则常同棋友或诗友一起，乘兴继续切磋。膳毕则照例打麻将，一般8圈到12圈，也不至于太晚。老朋友冯国璋、张勋等都是亲密的牌友，也有因会“打牌”而博得他的重用的，如傅良佐就被讥为“打牌打出的督军”。而督军团进京开会的时候，他家的牌局最为热闹，许多军政大事，都决定于牌局之上，这也是当时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由上可知，段祺瑞对公务是相当懒散的，好在有一个精力充沛又足智多谋的徐树铮做他的军师，否则，诸如府院之争那样繁琐的权力斗争，以及督军团会议那样的复杂人事，他是吃不消的。但是，他也没有太多的不良嗜好，麻将虽是一大弊事，但亦非通宵达旦；而围棋与诗社，则是传统士大夫的共同爱好。他对围棋非常痴迷，水平也很高，长子段宏业受他影响，棋艺堪称国手，曾得到过日本的段位。他还养了一批国手陪自己下棋，如易敬羲、张国英、刘有碧、汪云峰、顾水如等，但最为后人熟知的则是吴清源。1925年，吴清源由顾水如引见给段祺瑞，当时才11岁，不料首盘就把段祺瑞杀得溃不成军，从此吴清源常出入段府，直到东渡日本。吴清源曾回忆道：段祺瑞最擅长的手法是打入对方，在对方的空地中活一小块，并自称为“在公园里搭建小房子”。日本在东北扶植满洲国时，他曾以棋喻事：“搭个小房子可以，据为己有就不行了。”他如此痴迷围棋，令徐树铮每有微词，认为他玩物丧志。至于他为什么喜欢围棋，可能是因为家乡合肥一带棋风甚盛，如他的父辈刘铭传就是此道高手，并有棋谱流传至今，而李鸿章一族中也不乏围棋好手。
段祺瑞晚年像
如今，他退隐津门，自然更有时间打点棋艺，生活也不会太过无聊。但是，不久后有了麻烦事，那便是日本人的拉拢。日酋土肥原一直想拉他出山，以在华北组织一个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的傀儡政权，被他断然拒绝。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有日本人找到他，请他“调停”中日关系，有“就地停战”之语，他回答道：“我们在野之人，若要出面调停，说话就要有根据。以就地停战作为调停，恐非易事。当局若问到东三省，将如何答复？如今中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