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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慨，湘省之事，非无收拾之法，我不忍使北方攻北方，以自抉藩篱，落彼陷阱也。王汝贤等不明大义，原不足惜，我不忍以王汝贤之故，致今同室操戈，嫌怨日积，实力一破，团结无方，影响及于国家也。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祺瑞爱国家，不计权力，久荷诸君子深知，为国家计，当先为北方实力计，舍祺瑞辞职之外，别无可以保全之法，决计远引，已于昨日呈中乞休，既非负气而去，又非畏难苟安，大势所趋，宜观久远，倘能达我愚诚，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
电文中不仅充满了狭隘的正统观念，也洋溢着偏狭的南北地域之见。器宇不宽，是段祺瑞最大的问题。他身为中国总理，却口口声声“北方”、“南方”，怎能不令天下人耻笑？
冯、段终由貌合神离而至公然决裂。1918年元月，冯国璋意识到自己在京城的危险处境，乃使出金蝉脱壳之计，突然约见段祺瑞，声称自己也认为南方的态度恶劣，应该以武力讨伐。段祺瑞正愕然时，冯国璋更表示要亲自南巡，以激励北洋士气。然而，冯国璋托名“南征”，登上的却是往南京方向的列车，段祺瑞才恍然大悟，忙令倪嗣冲在蚌埠阻截。结果，冯国璋垂头丧气被截回北京，做了段祺瑞的政治俘虏，从此自暴自弃，成了一个比黎元洪更窝囊的“盖印机器”。第二次府院之争，又以段祺瑞的胜利而收场！
1924年身着戎装的段祺瑞
第一次府院之争，段祺瑞胜利，并签署了对德宣战令，由于德国战败，客观上为段祺瑞争得了不少印象分，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第二次府院之争，天津会议喊出的“北洋团结”口号，实际上是一个内战的动员，在这可耻的内战中，北洋各系的山头主义迅速滋长，以曹锟为首的新直系迅速崛起，并轻松击败段祺瑞的皖系，也结束了段祺瑞在中央的优势地位。
五、“军阀祸国”
段祺瑞虽然赢得了第二次府院之争，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天津会议上，督军团口口声声“北洋团结”，实际上却各怀心事。不久，冯国璋的直系遭到严重打击，冯本人被禁止出京，其心腹爱将李纯暴死。但是，段祺瑞的皖系并未因此而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曹锟坐镇保定，在吴佩孚的协助之下异军突起，成为一支足以抗衡皖系的力量，时人称之为“新直系”。在天津会议上，曹锟就已经唱了主角，要知道这种军阀会议，自然是以实力说话的。除曹锟外，关外张作霖的奉系也毛爪渐丰，虎视中原。可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激起了北洋诸将竞逐武力，使北洋进一步分裂，也为他自己种下了祸根。
冯国璋虽然暂时失败，心理上却没有放弃，一度想竞选下一届总统，但段祺瑞已决不容许他死灰复燃。1918年9月4日，在国会的总统选举中，与会436人，徐世昌得425票当选新总统，余者段祺瑞5票，张謇、王士珍、王揖唐各1票，冯国璋一票也无。此国会号称“安福国会”，显然冯国璋是被挤下台的。冯当初以副总统接任总统，本来就不够完美，如今偏偏还要举行一个史无前例的总统交接仪式，实在欲哭无泪。要知之前的三位总统，孙中山是让位，袁世凯是暴死，黎元洪是流亡，都未有过正式的总统交接仪式，偏偏冯国璋赶上了。他本是一个政治俘虏，心有戚戚焉，如今当众献丑，体味着世态炎凉，确是戚戚惨惨，因此他发表的退位文告中有“人非木石，宁不痛心”之语。段祺瑞为持公平，也为了宽慰这位老朋友，乃同时宣布下野。按国际成例，无论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一般来说，总统换了，总理也应随之换届的。因此，第二次府院之争对段祺瑞而言还有一大负面影响，即失去国务总理这一要职。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在政治上失去了有利位置。
徐世昌为宽慰段祺瑞，特任命他为参战督办，次年改称边防督办，负责组织编练西北边防军。他遂以“参战”和“边防”的名义，向日本大举外债，购买军械，加紧操练兵马，准备继续贯彻自己的武力统一政策。
然而府院之争虽已结束，其动因却依然存在。作为总统，徐世昌和黎元洪、冯国璋一样，希望和平统一，对国会顶礼膜拜。因为，惟有和平统一，总统才是完整的总统；而恢复国会，再通过法定的程序赢得选举，总统才符合民国的法律精神。段祺瑞则不这样想，一方面他是袁世凯的托孤之臣，要继承袁的遗志，以西南方面为叛逆；另一方面，他是北洋军的创业元勋，对北洋军有极强的自信，认为南方的军力不值一哂。然而，他同时也意识到北洋内部的不团结，因此，他编练新式的边防军，目的不仅在于西南方面，也在于北洋内部的异己分子。
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开始自动裂变，根据将领们的籍贯属地、军学出身，甚或平日的交好程度，自然地形成诸多派系。段祺瑞和冯国璋素来在北洋系内有较高威望，在他俩的周围分别形成了皖系和直系，这也是最早形成的两个北洋派系。皖、直云云，是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籍贯，而其麾下的将领则未必如此。不久，张作霖在东北崛起，被称作奉系。皖、直、奉三系以及其他一些较独立的小军阀占据了除西南五省之外的大半个中国。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在街头演讲
冯国璋为了殉“和平混一”的道义，在政治上一败涂地，最后只剩下了长江三督权充羽翼，安徽倪嗣冲、山东张怀芝、福建李厚基、陕西陈树藩、甘肃张广建、浙江卢永祥、湖南张敬尧等均完全倒向段祺瑞，直隶曹锟等也一度反冯而从段。但是，冯国璋对曹锟并未深责，他以直隶同乡的名义与之接纳，不久，曹锟对段祺瑞的态度即突然转恶。曹锟之所以与段祺瑞为敌有三个原因：一是曹锟驻节保定，离北京太近，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二是曹锟的力量已足够对抗段祺瑞；三是曹锟身边那个诸葛亮式的人物吴佩孚，要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直皖战争爆发前，曹锟这个老好人还一度想避免战争，可吴佩孚非打不可，他也莫可奈何！
段祺瑞对日大举外债，使全国人民愤怒不已。当时一战结束，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屈辱消息接踵而至，又无不与日本相关，因此五四运动将亲日的政府视为众矢之的。段祺瑞十分厌恶此类学生运动，主张严办。徐世昌则对学生的表现表示理解，对段祺瑞主张严办的请示采取了“拖”字诀，且支持外交代表团不在和约上签字。在政治上，段祺瑞又输了一笔。
他主张严办学生，话说得轻松。但是吴佩孚在湖南发出的通电，在他听来，却比学生的呐喊可怕多了。吴佩孚不仅是北洋系军事上的后起之秀，就政治上的清醒和开明程度而言，也在北洋一枝独秀。他的学历不过是个不入流的秀才，以及武备学堂测量科的普通学兵，乍闻学生请愿，却能热血沸腾。他不仅大力搭救被捕学生，还义无反顾地给徐树铮等人拍电报，痛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行径。他的电报越拍越多，也一次比一次激烈，不仅就事论事，还不惜抛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取消《中日密约》、召开国民大会、反对签字和约、敦促南北和谈等。一时之间，国人视吴佩孚为民族救星，而在段祺瑞看来，吴却是不折不扣的叛徒。
吴佩孚的电报完全站在国家和人民的高度，与当时督军团的军人干政电报，正好黑白分明，高下立见。这些文字一方面宣告了一个英雄的崛起，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北洋人物的虚弱。虽然吴佩孚当时只是湖南前线的一个师长，却气宇轩昂，仿佛立于高山之上；段祺瑞虽然贵为全国公认的最大实力派，却吞声语塞，仿佛堕于深谷之中。吴佩孚能以气驭文，其通电一登报端，马上洛阳纸贵传遍天下。他敢于直接唾骂王揖唐、龚心湛、徐树铮，敢于不避嫌疑地跟敌营的谭延辏А⑻泛泼鳌⒛傩禄嵯喂猜睿罱蕴煜氯讼肼疃桓衣睿鼋蕴煜氯讼胱龆桓易觯虼思幢阍谖逅氖逼冢纳阋簿霾辉诔露佬恪⒑实任幕硕惹隆�
段祺瑞的政治资本被吴佩孚骂掉许多，但他却不敢将吴佩孚如何，首先，吴佩孚身处前线，若激怒了他，只怕他会开关延敌；其次，吴佩孚和曹锟不分彼此，而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