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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先由湖南军阀赵恒锡接纳，寄人篱下却喧宾夺主，发出湘、鄂、川、黔四省联防的号召。直系诸将深感内讧的切肤之痛，便不由自主地将吴佩孚的计划奉为圭臬，后来更加入晋、豫、陕三省扩为七省联防，吴佩孚于是东山再起。他以湖北为根据地，以奉系为远交，以冯玉祥为近攻。冯玉祥深觉处境危险，一度向吴佩孚求和，希望联合抗奉，但吴佩孚痛恨冯玉祥的倒戈之举，宁愿和往日的仇人张作霖合作，冯玉祥于是通电下野。1926年4月，吴军和张宗昌的奉鲁军打到天津，冯部的张之江于是电请吴佩孚北上主持大计，仍想联吴以抗奉。没想到吴佩孚是个极重义气的人，说自己既然已经和张作霖相约合作，就决不能出尔反尔。他的这一态度令张作霖十分感动，于是一改以前对吴佩孚的轻慢之心，决定要好好地交这个朋友了。
秀才出身的军阀吴佩孚
结果，“赵简子”尚未到，“东郭先生”已遇救了！冯玉祥的部将鹿钟麟等想以释放曹锟来表达善意，以取得吴佩孚的信任。于是这一日，中华门外冠盖如云，阶下囚曹锟一下子又变回了总统曹锟，请安送礼者络绎不绝。而曹锟最想见的却是吴佩孚，可惜吴佩孚并未亲自出征，如今还在武汉，曹锟只好亲笔写了“文武吉甫”四个字派人送给吴佩孚。这四个字出自《诗经》，下面还有一句是：“万邦为宪。”他写这四个字有多重含义，一是表彰吴佩孚的救驾之功，二是想确定自己仍然是元首。除此之外，曹锟还曾发给吴佩孚一封电报，极力为鹿钟麟说好话，这电报后来被曹锟声明为鹿的伪造。
吴佩孚则一看电报就断定是假电，他对鹿钟麟如同对冯玉祥一样的深恶痛绝，于是在他亲自草拟的回电中，就有“恨不能食汝之肉，寝汝之皮”之语，鹿钟麟的如意算盘落空，但忌惮吴的实力，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勒索了200万退兵费后退出北京。
而吴佩孚对曹锟隐晦提出的元首问题，却表现出了凌驾于曹锟意志之上的主见。曹锟虽已领略了做总统的艰难，无奈作为政治家的劣根性，仍是恋栈不舍。吴佩孚只好发电报阻止他说：“国事已如此，总统不可再干。我已代总统拟好辞职通电。”吴佩孚耿耿不忘冯玉祥的倒戈，所以他的本意是先恢复倒戈前的原样，即先由曹锟复位，然后再马上宣布下野，之后通过法定程序重选总统。但这篇电文于5月1日发表时，已经被一改再改，掺杂了奉系和拥曹派的各种因素，不过仍保留了“大法可复，国务院自当复政，依法摄行大总统职位”的意思。不久，颜惠庆组阁，暂摄总统职权。
吴佩孚不拥戴曹锟继续出任总统是有原因的。事实上在1924年贿选的时候，吴佩孚就极力发对，但曹锟不听。曹锟对吴佩孚言听计从，惟独在这件事情上一条路走到黑，这便是权位欲的可怕之处。冯玉祥北京政变的同谋者黄郛的妻子沈亦云女士在回忆录里说道：“曹锟急要做总统，亦不择手段，以吴佩孚得其信用之专，而无可奈何，不能劝阻，终成贿选。最可惜者，吴并非主张贿选之人，却逼成贿选之势，以声罪讨伐而穷兵为戏。”曹锟贿选总统是一件大不妥之事，吴佩孚洞若观火却有口难言，实在是个悲剧。要知道贿选前的吴佩孚甚得全国人民的期许，事业如日中天，但因曹锟贿选，声誉遂一落千丈，对此后军事和政治上江河日下不无影响。对曹锟来说，“总统”只是听上去好听，实际上却无异于陷阱，他费尽心机才做了一年总统，付出的代价却是软禁一年半以及嫡系力量的崩溃。一之为甚，岂可再乎？所以吴佩孚不让他继任总统，也是用心良苦。
曹锟虽然恋栈，但毕竟一年多的软禁生涯也使他悟出了一些道理，何况他对吴佩孚一向是言听计从的。好在他虽然做不成总统，但数十年的打拼，在北洋系内可说是首屈一指的富翁，他的大哥曹镇和五弟曹钧都是成功的商人或地主，枝气相连，无冻馁之虞。但他出于政治家的本性，耐不得寂寞，最大的希望还是跟“最大的本钱”在一起。
1926年，他赴郑州投吴佩孚，但吴佩孚素来清廉，当时竟把总司令部设在京汉铁路车站，人多屋窄，放不下曹锟这样的贵人，只好请曹锟移居开封。曹锟很是伤感，因为一来他跟吴佩孚各经过一场患难后不愿分开，二来开封的长官寇英杰恰是个他不甚喜欢的人。但是对于吴佩孚的话他又是听惯了的，无奈何只好洒泪相别，寓居开封龙亭画梅自遣，自号“乐寿老人”。由这个雅号可以看出，他对政治已逐渐淡漠，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了。
但吴佩孚的境遇也不好，他新败于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又受到奉军的逼迫，势已江河日下。果然次年便弃豫奔川，成为流亡政治家。曹锟见吴佩孚走了，当然也不能留，一大把年纪也不能跟着颠簸蜀道，只好回到了老家天津，开始在租界里做寓公。
十年后华北沦陷，日酋土肥原贤二极力拉拢曹锟，想以他为中心成立一个新政府。曹锟大怒，痛斥之余还忿忿地说：“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他还谆谆告诫自己的家人要保持民族气节。1938年，当他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后，兴奋溢于言表，连声说：“我就不信，咱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同年5月17日，他病死于天津英租界泉山里寓所，终年76岁。国民政府于6月14日对其进行了褒奖，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次年12月，吴佩孚以牙疼病于北平逝世，死因可疑，一般认为是被日本医生用手术刀割断神经致死。由于他同样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国民政府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曹锟不爱读书惟爱看戏，却能坚守民族大义，就这一点也比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的汪精卫强。他虽然身背兵变和贿选的历史丑闻，却也具备宽仁忠厚的美德、用人不疑的风范和敏锐练达的气质，这些天然的领袖才华加上他晚年的民族大义，为他争回了几许名声。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我们在批评他的同时，也应该嘉许他的优点和气节，这样才能真正地理解他认识他。 一、“人可死，荤绝不能开”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是民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军警在执政府门前开枪打死请愿学生47人，伤200多人，一石激起千层浪，举国上下纷纷痛斥执政府和“执政”段祺瑞。学人如蒋梦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均有文字见诸报端；另如梁启超刚刚动完手术，缠绵病榻之中，犹不忘口诛笔伐；刘半农与赵元任再一次词曲璧合，哀声凄楚，传唱京城；鲁迅则有《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尤为悲天悯人……民意不可违，向来慵懒的国会为此召集了非常会议并通过决议，认为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京师地方检察厅则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在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下，段祺瑞执政府终于在一个月之后倒台。
1916年袁世凯逝世后，北洋系的各路诸侯走马灯似的登上“华山绝顶”。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以及吴佩孚、冯玉祥、徐树铮、张宗昌、阎锡山等等，纵横捭阖，错综纷乱。这区区十年的历史，是一台群英荟萃的武戏，而在这台戏中，段祺瑞显然是最为显要的角色。他从1916年任国务总理以来，虽曾几度下野，事实上却始终留在这舞台的中央。如吴佩孚之异军突起，冯玉祥之立场变换，张作霖之虎视眈眈，也终究不如段祺瑞的砥柱中流。因此，如果非要为这十年的北洋政局找一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一定是段祺瑞。
在1924年3月纪念北大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也赫然在列。得票情况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其中，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属于第一集团；陈独秀是青年人的导师，又刚刚促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