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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登阶元首之尊呢？
三、末代班超
1882年，日本人利用大院君李罡应和明成皇后闵氏之间的矛盾，在朝鲜煽动了“壬午兵变”。时在天津的朝鲜大臣金允植乃求援于清廷，不久，丁汝昌、吴长庆、马建忠奉命东渡平乱，袁世凯也随军出征。
大清帝国的属国，有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南掌（老挝）、苏禄（菲律宾的一部分）、库尔喀（尼泊尔）、浩罕（乌兹别克等回教族）等，其中以朝鲜、越南最得中华文化的雨露之恩，外加日本，这三个国家是中华文化圈的坚定成员，就文化而言，比之中国本土的蒙古、西藏还要中国化。日本本来也是中国的属国，但因其岛国的天性，对大陆素来有着政治野心，从唐朝到清朝，对半岛（朝鲜）和大陆（中国）侵略骚扰了一千多年，在明朝打得尤其惨烈，乃不复入贡，因此未入清朝的属国之列。越南曾是中国领土，属汉武帝“天下十三州”之一的交州，在东汉末年还一度是全国最安定繁荣的地区，北宋时代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属国，因此它一直有摆脱中国的心理。惟独朝鲜，是最为中国化的属国。其最后一个王朝李朝与中国明朝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以至于明亡于清后，它认定清朝是蛮夷，拒绝臣服，并积极操练兵马欲为大明复仇。后来虽然在清朝的高压之下放弃了军事计划，但它的典章制度依旧仿照明朝，甚至延用着崇祯皇帝的纪年。当然，它已经承认清朝是新的宗主国，并对清朝履行着属国的义务。
可见数百年来，朝鲜是中国最为忠实的属国，但是这一牢不可摧的政治伦理关系，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入而濒临解体。当时对朝鲜垂涎三尺的，不仅有老牌帝国主义英、美、俄、法等国，还有一个新近崛起的近邻日本。这些国家的理念与中国大相径庭，在他们的眼中，温柔敦厚的宗主藩属关系简直莫名其妙，他们要做的是征服朝鲜，让朝鲜成为殖民地。但是，中国文化在朝鲜根深蒂固，便是朝鲜国王给各国的国书，都自称“大清属国”，这并非朝鲜人自轻自贱，在当时这恰恰是一种骄傲，明太祖曾一度埋怨朝鲜进贡太多，而日本也一度妒忌朝鲜得到中国的敕封！因此，尽管当时中国国力衰微，但宗主国的地位是深入人心的，无论哪路英雄，想在朝鲜逞强，都须顾忌中国的因素。然而，由于朝鲜牵扯着众多列强的神经，此时来朝鲜平乱，就绝非历史上任何一次那样简单。而袁世凯却在朝鲜复杂的局势中脱颖而出，从而不仅在大清朝廷一鸣惊人，而且得到了国际名声。
这次远征像是为袁世凯量身定做的一样！部队开拔前一夜，他激动得无法入睡。中国从汉武帝开始，“从戎”之人的一大理想便是开疆拓土、戡靖夷氛，古代的班超如此，如今的袁世凯也是如此！从此，他极其主动和热情地投入此次行动之中，常能身先士卒，威震三军。
当时，吴长庆带往朝鲜的六营军队军纪很差，甫入朝境，奸污民女、抢掠财物之事便屡发不止，丝毫没有宗主国的样子。袁世凯深觉可耻，而且意识到如此军纪必然会引起日本和其他各国的轻视，便毅然使用中军令箭，正法了七个首恶，随后才向吴长庆禀报此事。吴厉声喝问：“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严办？”他昂然答道：“我已斩杀七人，首级正欲呈验。”吴为之动容离座，十分欣慰地夸奖他道：“真是将门之后啊！”他之所以要先斩后奏，是因为他明白军纪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往日纵容过甚的缘故，若报请吴长庆而得不到允许，则反而会助长那些恶兵的气焰，有妨大计。由此事便可看出他的决断力，吴长庆也因此对他更为欣赏，干脆令他总理前敌营务处，专门负责整顿军纪，且准予便宜行事。六营军纪从此肃然。
军抵汉城城下，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入城拜访大院君，回营后摆下“鸿门宴”，专候大院君回拜。等大院君一来，袁世凯即将其卫队拦在门外，将他劫上马山浦军舰押送回国，软禁于保定。之后，他持高宗李熙的国书敕平乱党，将阴谋作乱的日本人赶出境外。次日他受到了高宗的设宴感谢，同时，吴长庆奏请朝廷升他为同知，随自己继续留驻汉城。
清廷本次平叛有不可理喻之处。朝鲜高宗李熙以宗室继承王位时年龄尚小，其生父大院君监国摄政。高宗成年后收回相当权力，但又落入明成皇后的手中。当时日本人在朝鲜活动猖獗，明成皇后为标新立异，且刻意与大院君分庭抗礼，对日本极为亲近。而大院君是传统的卫道者，坚定支持固有的中朝宗藩关系，便是他被囚于保定时，手持不辍的犹是范仲淹、王守仁的文集。清廷莫名其妙地将一个忠臣活捉回朝，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他被囚于保定，清廷等于在给明成皇后做牢头狱吏，且须按其身份供奉吃穿用度，委实愚不可及。且大院君因此深恨清朝，他每每忽忽如狂，愤欲东归，都须清吏与鲜臣多方劝慰才能稍止。因此后来，他一旦东归，便迅速倒向日本。
这边袁世凯受到高宗的信任，决心为高宗编练一支军队。他主动提出帮朝鲜练兵，李熙自是求之不得，但袁世凯的真正目的在于防范日本。在传统的宗主藩属关系之下，朝鲜强兵，则可作中国的屏障，在地缘上牵制日本。
他以英、德式操法编练出一支禁卫军和一支“镇抚军”，人数共5500左右，高宗来巡阅时，为之大拊其掌。论其先进程度及战斗力，便是中国国内也是没有的。他的这次练兵在朝鲜和中国反响都不小，高宗马上要登台拜帅，封他为全国陆军大统领，但遭李鸿章反对而作罢；而清廷在甲午战败后，马上便想到派他在小站编练新军。可见，若无朝鲜之行，便无今后的北洋军，也便没有后来的大总统袁世凯。 晚清重臣李鸿章
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分出一半人马留驻朝鲜，交由袁世凯主持。但朝鲜的局势已更加扑朔迷离，日本极力怂恿部分官吏，谋求脱离中国，且提醒道：中国正在与法国作战，朝鲜若能与日本结盟自卫，便可称雄自主，不必再俯首他人。袁世凯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一针见血：“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果然，是年12月，开化党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入宫劫持了高宗，又矫诏杀害了许多大臣。此即“甲申政变”。因此，袁世凯所处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朝鲜，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
袁世凯分析形势后认为：若任由乱贼将高宗劫往日本并另立新君，则朝鲜从此非我所有。既失朝鲜，自己的前途也就完了。而且更要紧的是，乱党依附日本，必然会断自己的后路，两路夹攻，以俘虏天朝大臣而立其威风。因此，当前情势惟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毕竟，清军人数远多于日军和朝军。
他意既决，便不等向李鸿章请示，径自进兵皇宫，迅速击溃日军，救出高宗，粉碎了这次政变。他的军事行动十分迅捷，副将或有异议，均被他严词驳回，大有历代名将的风范。遥想班超在西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故典，实在是有几分相似的！
他马上上书李鸿章，认为列强日后必染指朝鲜，不如趁朝鲜民心尚知感服，尽快向朝鲜派出监国，以正视听。然而，李鸿章不愿引起日本的误会，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袁世凯无奈，便自作主张搬进朝鲜王宫，与高宗隔墙而居，以利控制，又要求朝鲜各部大臣每日向自己汇报工作，并服从自己的指挥，从而在实际上行使着“监国”的职权。然而，当他需要以财力笼络朝鲜大臣时，李鸿章却拒绝拨付，以至于日本在外交公关上逐渐占得上风。不久，日本人又致函清廷，指责袁世凯妄启衅端，清廷竟为此派员查办他，幸亏钦差吴大澂和续昌对他十分欣赏，才免于惩治。然而，日本人已经恨他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他的危险处境一度为国人所知，连他的嗣母牛氏都有耳闻，卒至惊惧成病。他思母心切，于1885年元月回乡探母，并拒绝再回朝鲜。堂叔保龄闻讯大喜，心想侄儿终于迷途知返，忙不迭地催促他浪子回头，继续参加科举考试。他当然置之不理。
如此游冶浮浪半年之久，他突然又接到了李鸿章的召唤。原来朝鲜局势不稳，李鸿章乃决定送大院君回国主政，而若要安全送达，则非袁世凯出马不可。等袁世凯到天津来拜见时，李鸿章不得不恭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