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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徐世昌政治生命中的两大劫数，张作霖的电文将他的种种不得已之举统统斥为阴险卑鄙，使徐世昌的政治形象遭到严重破坏。而吴佩孚不循常理的出牌，又不经意间打破了徐世昌苦心营造的政治均势。于是，总统自然也做不成了。
说完“偃武”，再看“修文”。徐世昌素来以文治派自命，他做总统，自然要重用文臣，而排斥武人。因此几届国务总理如钱能训、龚心湛、颜惠庆、梁士诒、周自齐，或出身翰林，或长于外事，或精通财政，都是当时公认的人才，只有靳云鹏是个例外。钱能训辞职后，他本想请前朝翰林周树模组阁，但遭到段祺瑞的强烈反对，只好以陆军总长靳云鹏代之。但靳云鹏后来也反对段祺瑞对日妥协，并不惜辞职以对，因此对徐总统而言仍不失其位。总理人选如此，其他职务自然也是重文轻武，朱启钤任和谈代表就是一个例子。
当时武人争雄，徐世昌既不能“偃武”，自然也做不到真正的“修文”。但他在许多方面修修补补，至少胜过破罐子破摔。他历来关心文教事业，曾说：“百年大计，莫如树人。古今之国，得人者昌。查五洲之国，其最强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要无地不学，无人不学。”早在前清年间，就曾聘请严修出任直隶省学务公所督办，在天津设立“劝学所”，发行《劝学月刊》，派劝学员赴各地游说督察，共建立学堂40多所，以至于凡5000户的村镇，至少有蒙学堂1处，学额至少40名。他还主张在天津的中小学普及美术、音乐、舞蹈、体育课程，并对天津的学制建设到课程标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此外，他还在天津成立了第一家官办图书馆——直隶图书馆，并捐赠大量图书。十几年后，他已贵为总统，更是不遗余力地支持文教事业。他派严修、张伯苓赴美、欧、日考察教育，严、张回来后汇报道：“洋人的教育，本着为事选人的原则，如此一来，即便人出现变化，事也不会受到影响。而我们的教育，为人选事，因此人一旦出现变化，事也随之废止。”徐世昌深以为然，于是本着这一宗旨发起创办了南开大学。他还号召曹锟、李纯、王占元等捐款助教，以至于这一时期的教育经费十分宽裕，仅天津一地就累计达到480万两白银。他还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接触，以每年两万法郎之数在巴黎大学创办了中国学院，宣传中国文化，在欧洲引起轰动。他本来计划在所有发达国家的首都都创办中国学院，因过早下台而未能如愿。
在“五四”运动中，他迫于压力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三人的职务，释放了陈独秀等政治犯，并签发了对蔡元培的挽留令。他对学生抱有同情心理，曾说：“学生伤人纵火，确属违法；但是青年人血气方刚，误入歧途，考虑到他们也是出于一片爱国之情，应加以抚慰而不是惩罚。最重要的是要进行说服教育，使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当时段祺瑞主张严惩学生，教育总长傅增湘力争以为不可，徐世昌称赞傅增湘说：“毕竟沅叔是读书人。”以此表示对段祺瑞等武人的不满。不过，出于传统士大夫的守旧观念，他对学生的这种行为表示反对。他认为学生应专力求知，不应过多过问世事，更不应干预政治，因此他在北京创办了两所中学，一曰四存中学，一曰成达中学，均严明校训，精研国故，督饬学生专心读书，严禁予闻外事。具体则有校规八条：
一、本校学生，对于师长须敬谨谦逊，服从训告。
二、对于同学，宜和厚亲爱，善则相劝，过则相规。
三、学生宜习勤习俭，养成耐劳质朴之习惯。
四、学生宜注意卫生，不准吸烟饮酒。
五、学生宜注重公益事项，不准损坏公物。
六、学生宜屏去酬应，专心学业，非有重要事项，不准请假。
七、学生不准擅开会议，聚众要求。
八、学生不准挂名党籍。
所谓“四存”，是取清儒颜元所讲的“存人、存性、存礼、存治”之意。徐世昌认为程朱理学太过注重心性，于是推崇颜元、李塨较为注重实践的“习行”、“习动”学说。徐世昌做总统后，便把颜、李的地位抬高，使其从祀于孔庙。他将“四存学说”贯彻于教育事业中，是为了摒绝清谈，专务实学，可以说仍承袭了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的老路子。但是他对于新思想有本能的排斥，因此四存、成达两中学，都将经学作为基本科目，并聘请前清宿儒担任国文教员。四存学校之外，尚有“四存学会”及其会刊“《四存》月刊”，他曾在该刊发表《彛惭А返任恼拢耪僮鹂锥辆Ｖ劣谒约旱淖铀铮蛞欢缺谎辖瞎诘难＃遣扇∷桔咏逃统龉粞嗲昂蟮姆绞健＝岷掀渑八侨プ芡骋皇吕纯矗恼庖桓叱杀窘逃膊皇呛廖蕹尚У模纱丝杉灾泄笔苯逃纯龅牟宦�
徐世昌之“修文”保持着浓重的中国传统色彩，1921年，他明令将柯劭忞的《新元史》列入正史，合成“二十五史”之数。他又与历史上的帝王如汉武帝、唐太宗、清高宗等有相同爱好，喜欢组织文会诗会。当时的风雅之士如林琴南、易实甫、严范孙（严修）、赵湘帆、樊增祥、柯劭忞、华世奎、王式通、高阆仙、吴廷燮等都簇拥在他的周围，组成了一个晚晴簃诗社。连吴佩孚、段祺瑞、徐树铮都曾被他邀请入社，这可能也算是一种“以文制武”的努力吧！诗社常将往来唱和的诗稿集印成册，而更有意义的则是诠选了《清诗汇》二百卷。他阐述编选的原则是既要“因诗存人”，也要“因人存诗”，意为诗好而人无名的要收，诗不好而人有名的也要收，因此这部《清诗汇》避免了同类著作的很多弊端。这一浩大工程完成于1929年，历时十年之久。他在编选诗歌的同时，还不忘维护中国天朝上国的威严，比如，他将琉球诗人的作品放在“属国”类内，表示了对日本抢占琉球的不满。
对徐世昌个人而言，既然以“文治总统”自命，便当领风气之先。他本好著述，诗词、书画、学术、政事等方面都著论滔滔，而尤足珍视的，则是他以一篇《欧战后之中国》一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出任总统后，好友李石曾赴法国访学，向法国当局盛赞中国总统是饱学之士、文治总统，法国人心向往之，欲授以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但是受学位必须有著作，他于是决定写作《欧战后之中国》一书。鉴于总统府恣议黄郛熟悉各国情况，因此委托他代笔，每写一篇，徐世昌都会同学者加以讨论，随处增益中国史实和儒家道理，不到半载，书已写成。因此这是一部集体著作，但徐世昌作为历次讨论的主持人，说有定稿之功也不算勉强。该书印有中、英、法三种文字版本，由朱启钤为接受学位专使，携带此书分访世界各国，最后到巴黎受博士学位而归。当时世界享此殊荣者，只有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和徐世昌两人而已。他因此十分高兴，曾穿了西装革履拍照留念，还特地资助黄郛出国游历，以示感谢。不料黄郛到纽约后，竟公开宣扬该文是自己的著作，后来竟又衍写了《欧战后之新世界》一书，将上稿包罗在内。如此一来，徐在国际上顿时声誉扫地。
徐的“偃武修文”政策虽然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但在武人争雄的严酷现实中，几乎毫无施行的空间，失败是必然的。他的失败是时代的悲剧！
“偃武修文”是内政，在对外方面，徐世昌却并不反对武力。早在民国初年，他就主张将《孙子兵法》尊称为《孙子兵经》，列为官学，令家喻户晓，以提高全民族的尚武精神和军事素质。在总统任内，他的对外表现主要有两点：一是外蒙古问题。他任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不负其望，在外蒙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迫使外蒙活佛撤消了自治的要求。其次是胶东问题。徐世昌以陆徵祥、顾维钧等组成外交团参加巴黎和会，并出钱资助梁启超赴巴黎活动各界。他的本意是寄希望于美国调停，这也是当时外交界最务实的希望，但美国临阵倒戈，突然转变态度支持日本。梁启超在法国将和会消息不断反馈到国内，与“五四”运动的发生不无关系。不久，日本提出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的建议，段祺瑞表示支持，但全国各界激烈反对，徐世昌则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使日本的建议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