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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深造，哥哥则一路高中，取光绪十二年丙戌科进士，进了翰林院；弟弟则不断地名落孙山。据说兄弟二人初到京城参加乡试时，曾到吕祖庙先求一签，签词恰巧写道：“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世昌认为“光”指的是弟弟世光，而“昌”则是自己，于是深信可以光大门庭，从此终身供奉吕洞宾。
但徐世昌在翰林院并不吃香，虽然也有人欣赏他的性格，比如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王当时任国子监祭酒，曾注视着徐谨慎小心的背影说道：“徐世昌是后起之秀。”不料马上被掌院学士李鸿藻驳道：“徐世昌为人，虚矫过人。”掌院态度如此，徐世昌的处境可想而知，但这九年的翰林生涯，对他而言却是一个重要的锤炼阶段。他也曾一度无法再忍，想谋取降格外放的机会，结果他分别在湖北和江西任知县的两个堂叔同时来信劝阻他，要他安心等待，并允诺在生活上给予资助，他于是打消了离开的念头。家族的力量再次左右了他的命运。
徐世昌最终离开翰林院是1895年，他应袁世凯之请，赴小站兼管新军的参谋营务处。当时重文轻武的倾向仍很明显，小站的新军不过区区7000人，参谋营务处的性质又近乎幕僚，名不正言不顺，听上去比外放州县官员差得多。他之所以做此选择，一是他有感于甲午战败，早已提倡以西法练兵，很有热情参与这方面的实践；二是出于他和袁世凯的亲密关系。
袁世凯少时曾寓居陈州数年，徐世昌则曾在陈州为公署襄理文案，两人因此相识。袁世凯喜欢驰马、饮酒、读兵书，为人张扬不羁，轻财尚侠；徐世昌比袁世凯大四岁，老成持重，深沉谦逊，正好与袁世凯互补。两人经常聚饮游玩，情同手足。袁世凯好纵酒暴饮，徐世昌常规劝他加以节制，袁世凯虽然不能改，却感念于心。而徐世昌上京赶考前，袁世凯亦曾馈赠多金，以壮行色。徐世昌在京为官后，两人音讯一度中断，但徐世昌一直没忘记袁世凯。数年后，徐世昌听说袁世凯仍然蛰居乡野，便写信劝他出山谋事，袁世凯于是才横空出世一飞冲天。
如今，袁世凯后发而先至，徐世昌还是一个穷酸翰林，袁世凯却已成为举国之望的新军总督练官。以徐世昌对袁世凯的了解之深，不难预见其未来的前程走向。因此，徐世昌之所以愿以堂堂翰林屈居参谋营务处，实在是因为他独具一双识时和识人的慧眼。尽管很有政治投机的意味，但他到任后的表现却又十分实在。他当时已43岁，却夜以继日地攻读英语，又设立专门机构编译西方军事学著作，并主张将当时最先进的德国与日本陆军的优点加以融合和吸收等等。他勤勉的工作态度加上他和袁世凯的亲密关系，使他获得了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姜桂题、张勋、曹锟等新军将领的尊敬，这也是他日后纵横民国政坛的一大资本。
徐世昌和袁世凯的关系一直亲密无间，彼此推心置腹。徐世昌为袁世凯的前途着想，建议他与张之洞接纳，并以翰林的身份极力撮合两者。因此庚子事变的时候，袁张二人采取了一致的立场，即“保境安民”。而百日维新的时候，徐世昌又为袁世凯在北京四处钻营，并拉袁世凯加入强学会，以接近维新派。政变前夕，袁世凯为光绪密诏彷徨犹豫，求教于徐世昌。徐世昌沉思许久后，将密诏背面朝天覆于案上，一言未发便离去了，袁世凯马上明白其意是靠拢“后”党，于是便向荣禄告发，戊戌变法因此而失败，袁世凯却扶摇而上。袁世凯当然也没有忘记徐世昌，于是拉张之洞一起举荐徐世昌为候补道台。
之后便是庚子年，徐世昌一门心思要做“从龙之士”。当时的官吏或目光短浅，或眼高手低，或泯然从众，对于自掏腰包并长途跋涉追随政治前景不明朗的两宫，大多不愿付诸实践。徐世昌既然做到了，就说明他是一个勇于实践的人，也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这种锐气对他日后的成功而言十分重要。
在后人看来，他跟从袁世凯练兵于小站，就已经是一个“从龙之士”了，而他现在却要追逐慈禧太后这条老迈昏聩的龙。据说慈禧第一次见到他时，见他仪表端凝，奏事明晰，大喜过望地跟左右说：“徐世昌足以继承李鸿章！”这说明，后人把他视为袁世凯的附属物根本就是错误的，他们虽然情同手足，互相多有关照，但彼此的人生轨迹显然是独立运作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多的场合下，徐世昌都毫不逊色于袁世凯。对他政治生命影响最大的人是慈禧太后，而非袁世凯。因此，1907年到1911年，是袁世凯政治生命的低潮期，与此大相径庭的是，徐世昌却继续官运亨通，1907年官拜东三省总督，成为举国权力最大的封疆大吏；到1911年3月，清廷成立内阁，奕劻为总理大臣，他和那桐为协理大臣，在汉臣中已登峰造极，何必还要做袁世凯的羽翼呢？事实上，他不仅做到了“达则兼济天下”，还做到了“穷则独善其身”，这反倒是袁所不及的。
二、经略东北
任东三省总督时的徐世昌（居中者）与同僚的合影
徐世昌在西安觐见两宫之后，马上就越级得补六品国子监司业一缺。1903年，朝廷设立商部，由直隶总督袁世凯举荐，徐得以越级提拔为该部左丞，官秩飙升至三品，兼管直隶、天津地区的政务和财务。当时《辛丑条约》已生效，侵略军却迟迟不肯撤出天津，八国除美、奥外，都在津设有“都统衙门”，把持各自占领区的行政大权。徐世昌刚接任命状，即宣告国际社会：“都统衙门一日不撤销，联军一日不撤出天津，本官决不赴津上任，一切善后事宜包括赔款将无从谈起。”侵略者无奈之下只好坐下来谈判，经过八个月的艰苦舌战，于1902年8月在天津利顺德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
由于《辛丑条约》签订后，直隶和天津的进出口贸易漏卮情况严重，对当地的各行各业都提出了严峻的要求。针对这一危局，徐世昌贯彻“通商惠工”的政策，组织了“直隶农务总局”和“天津商务总会”，并制订和颁布了《公司条例》、《商人通例》等法律，实行依法治商。具体的措施则有：在税制上对洋货从重征税，并广开利源以帮助国货；在币制上多铸铜元，以解决“贴水风潮”；在农业方面，劝导本省乡绅和农民采用西法耕种，鼓励购买先进机器，并建设农业试验场；在基础建设方面，在天津修建或整修了火车北站、金汤桥、旧金刚桥、老龙头铁桥等重要建筑，等等。天津能够在辛亥革命前夕成为全国经济新政的肇始之地，徐世昌功不可没。
徐世昌在天津还引入了西方的巡警制度。由于《辛丑条约》中规定：天津二十华里之内，天津全县以至宁河县境、塘沽、北海沿岸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徐世昌便力主以巡警制度来对抗这一不公平规定。1902年5月，在奏请得到批准后，他亲自赴天津遴选了新军500名为第一批巡警队，在天津城墙内外设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实行划区而治。当时对巡警个人的要求有：性情温朴、举止端方、做事严正；以保卫民众为义务，不得索取报酬；纪律严明，讲警语，等等。可见这是一支近代化的巡警队伍，而非中国传统意义中张牙舞爪的衙役。天津巡警取得成功之后，各地争相效仿，我国的警察制度由此滥觞。
徐世昌又坚持收回矿产，经过严正交涉，陆续收回了开平煤矿及其河道、口岸，另建为“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从而限制了英国人掠夺该处矿产的势头。此外，徐世昌还主持收回了津镇铁路的相当权利，并力主自建京张铁路。辛丑后，全国范围内的收回利权运动始于天津，而天津的运动则是由袁世凯和徐世昌主持发动的。到了1911年，四川的保路运动则间接引发了武昌起义。
到了1905年，徐世昌已调任兵部左侍郎，当时清廷选派五大臣赴欧美、日本考察宪政，徐世昌竟赫然在列。这五大臣是：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
这五大臣都是当时声望很高的开明派，如载泽被舆论认为是宗室中最为开通者，戴鸿慈和端方都是当时有名的能吏，徐世昌能与他们并列，可见在朝野已有相当高的声望。他们的大致分工是：载泽、戴鸿慈和绍英为一路，考察俄、美、意、奥，重点考察宪政；徐和端方为一路，多带懂西文的随员，考察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