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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他又与段祺瑞联名通电，宣布张勋的八项大罪。在这两个最大实力派的带动下，南北各省宣布反对复辟的通电纷至沓来，即便原先的帝制派如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人也纷纷表示反对态度。但当时总统避难外国飞地，终究于讨逆有碍，冯国璋于是以副总统身份代行大总统职权。
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7日开始军事行动，12日结束，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真辫子假辫子被丢弃得满城都是。张勋突然之间从再造天朝的元勋坠落成举国声讨的叛逆，才明白自己有多么愚蠢，他叫嚷道：“我太傻了，人人都很聪明，复辟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主张，成功了大家享福，失败了我一个人受罪。”他索性发出通电，将北洋诸君背信弃义的真面目公诸于众，电文称：
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非勋所独能主持。……去岁徐州历次会议，冯、段、徐、梁诸公及各督军，无不有代表在场。即勋此次到津，徐东海、朱省长均极赞助，其余各督军亦无违言。芝老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谓只须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勋又密电征求各方面同意，亦皆许可，密电具在，非可讳言。现既实行，不但冯、段通电反对，即朝夕共谋之陈光远、王士珍，首先赞成之曹锟、段芝贵等，亦居然抗颜反阙，直逼京畿。翻云覆雨，出于俄顷，人心如此，实堪浩叹。勋孤忠耿耿，天日可表，虽为群小所卖，而此心至死不懈。但此等鬼蜮行为，不可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免混淆黑白。除将历次会议纪录并往返函电汇集刊印分送外，先此电达。
他所受委屈确实属实，但他所言徐州会议之事，并不切实。第四次徐州会议是复辟前的总动员会，督军团照例是要参加的，段祺瑞确派代表参加了，但却不闻冯国璋有代表在座，且冯的嫡系王占元和李纯均消极抵制了这次会议。至于前三次徐州会议，则未必完全与复辟有关，不过是督军团的例会罢了。因此，说冯背信弃义，除非上溯到1916年袁世凯刚逝世的时候，可是，政治风云变幻，此一时彼一时，怎能刻舟求剑呢？
张勋复辟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由于民国初年对清朝皇室的处理过于暧昧，使许多保守人士抱有龙驭回辇的幻想，便是民国政坛的头面人物也不能免此。如徐世昌、冯国璋等人，有的甚至是为民国创立立下功劳的人，均不能褪去那层保皇的情结。就其层次深浅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坚定的保皇复辟派，如康有为、胡嗣瑗、朱家宝，以及金梁等宗社党人；第二种是满清情结严重，但具体表现受时局影响的，如徐世昌、冯国璋等，张勋其实也属于这一种；第三种则是墙头草，当时通电附逆的各省督军多是此类。由于民国初年的民国，并不是革命党人的民国，而是北洋系的民国，而北洋系实力派大多曾臣事满清，其民主共和的意识只怕远没有忠君事上的情结多，因此，民国初年的复辟是必然而非偶然，纵使没有张勋，也会有倪嗣冲，抑或朱家宝，说不定就是冯国璋。
但复辟的失败也不是偶然的，这并非一组悖论，因为复辟之所以成为情结，乃在于他深埋在复辟派的心里，并未被实践加以证明，于是便如雾里看花，愈幻愈美。一旦好戏出台，观众满怀热情地定睛一看，才明白原来不过如此！帝制云云，原不过是一场怀旧，还是不如民主的好！于是注定要“反动之反动”。何况，这些封疆大吏、实力派，哪个不是演戏的高手，当初怕担风险，因此谁都不愿唱主角，如今主角登台，又觉得你凭什么做主角，于是假戏成真，翻脸无情，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这台戏当然也就演砸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复辟是极具危险性的。假设张勋的实力和水平更上一个台阶，竟是历史上曹操、苻坚的角色，只怕粉碎复辟的行动要复杂艰难得多，而小朝廷的江山又会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张勋竟成为小皇帝溥仪的“吾家千里驹”，也未可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前，就很担心附逆的人越来越多后，局面将难以控制，所以要兵贵神速，这一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因此，马厂誓师和冯国璋的代行总统，客观上来说都是好样儿的！遥想洪宪帝制的时候，蔡锷将军首张义帜，这是出于他革命党人的理想追求，还不足诧异；如今张勋复辟，竟然由两大满清遗臣、北洋二杰联合出击，仅就其讨逆檄文激励民心的积极意义，其思想境界之提高，已足堪为之击节一赞了！
五、天津会议
辫子军于7月12日挂五色旗投降，冯国璋于14日电请奉还大总统给黎元洪，但黎元洪知道尽管自己命令段祺瑞复职，但段祺瑞决计不会尽释前嫌、善罢甘休，因此不愿就职，并通电全国决意去职。当然，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实际的情形则是：北洋系内部十分讨厌黎元洪，但是南方的国民党和西南诸省坚持认为黎才是合法的总统；黎元洪的策士金永炎看到这个民心向背，就在上海用黎大总统的名义发出了一个“奉诏讨贼”的通电；伍廷芳也带着外交总长的公章赶到上海，声明继续办公；军界老人丁槐更偷偷携带大总统印玺避居上海，扬言除非黎大总统的亲笔信，否则谁都别想拿走印玺……这些事是否出于黎元洪的策划，不得而知，但是相对于北洋系的强势，黎派的这些做法实在是小儿科。不久段祺瑞迫使黎元洪下达了免除伍廷芳的外交总长令，接着上海护军使卢永祥打通租界的关系，将丁槐收监候审，“传国玉玺”自然就落到了北洋系手里。
但段祺瑞内阁中还是有君子的，比如张国淦就力劝段祺瑞迎黎元洪复位，他说：“相对而言，和黎元洪共事其实比较容易，因为他手中无兵，而且刚经受过挫折，会吸取教训；而冯国璋既有兵权，又是新官上任，遇事必然逞强好胜，因此更难对付。”张国淦在府院之争的时候就是一个十分可爱的鲁仲连，如今他抛出这个很有道理的办法，确实是出于对黎元洪对段祺瑞的一片爱护之忱。可惜段祺瑞竟然没有采纳，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对黎元洪已经深恶痛绝，以他刚愎自用的个性，不可能委屈自己；二是他对北洋系内部的手足之情有信心。
因此，他兴高采烈地给冯国璋发电报，电文干脆利落四个字：“四哥快来！”冯国璋一看之下，心中的棠棣之华登时怒放，连连对身边人说：“你们看，你们看！芝泉这个粗人，芝泉这个粗人！”随即命驾北上，就任了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同时，黎元洪通电全国，指天为誓说：“即赴津宅养疴，息影家园，不闻政治。”
其实在冯国璋做出最后决定之前，他的僚属是进行过激烈的廷辩的。一派人极力劝说他北上就职总统，因为“天与”如何可以“不取”呢！而且老在南京代理总统，终究影响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