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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不堪一击，可见朝廷气数当绝。何况，他早已上了贼船，百口莫辩，纵使革命军失败，朝廷也必然会追究他的“附逆”之罪的。
他决心已定，但由于矜持了太久，实已赧于表露。恰好他的一个亲信王安澜担心他如此不思茶饭，会被活活饿死，故向党人汇报情况。哪知引得党人甘绩熙勃然大怒，说“他不死不活，留他何用”，手挥手枪就直奔黎元洪的住处。众人忙死死抱住，甘绩熙说：“我就是不杀他，也得逼他表个态。”于是众人一起来到黎元洪处。黎元洪见甘绩熙手持手枪，叹道：“年轻人，你何必如此激烈！我在这里呆了四天，并未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情呵！”另一个党人陈磊说：“都督没有对不起我们，但是您的辫子还拖在脑后。您既然是民军的都督，就该剪掉辫子，做个表率，以示决心。”黎元洪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几年前我就跟你们说，愿剪发者听其自便。我何惜乎一条辫子？”党人闻之雀跃，马上找来工具，将其辫子剪去。一剪之下，众人释然，相对大笑不止。
他既正式上山落草，即积极主动地投入工作。当晚的会议上，他便慷慨表态：“我对于革命，至今日决心始定。从今后，我便是军政府的一员，成败利钝，誓与诸君共生死。”众人大喜，有的便在都督府门外燃放爆竹，以示庆贺。他又发表演说道：
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翻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承党人及军、学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但革命须有充实武力，才能成功。湖北军界同事多不明革命宗旨，因而临时走避不少，为扩充武备起见，亟应招致，以做对抗清军进攻的准备。尤其是老兵更不应逃避，其中品行操练俱优者可以军佐委任，庶几吸引人才。拟派员往说张彪，如其赞同革命，不妨让出都督职务，俾有利大局。如其仍执迷不悟，即以敌人看待。我民军光复武汉后，清廷虽调兵遣将，企图扼杀革命，但革命成功有十分把握，可谓胜券稳操。我鄂军出差驻防各部队，闻义帜飘扬江汉，必立时响应，前来归附，各省党人联络已有成效，响应成约自无问题。长江下游及云、贵等省军队中之军官，多为鄂军出身，北洋军中，由吴禄贞统领带去的军官不在少数。东三省的上、中级军官由湖北军界调升去的亦有50余人，下级军官自不待言。这些人平素即有革命志向，也一定能够响应革命。因此，革命事业成功，绝无疑问。各位回去后，克尽职责，速召集同学同事，鼓励士兵，稳定军心，不使逃脱，这是目前要务。
中华民国军政府之印
他在演说中，表示若张彪来投，则可让出都督职务，也与宋江动不动就要让出头把交椅有异曲同工之处。他即向张彪发去劝降书，云：“种族之界，严于君臣。大义之行，可以亲友。”结果被张彪怒斥一通。
不日，黎元洪在接见《大陆报》记者埃德温·丹格尔时说：“民军的目标是推翻满洲人的统治，以美国为榜样建立共和制度。满洲统治者从未公正对对待汉人，只是镇压、屠杀，因而才激发了革命。我虽然早就知道新军中有革命党人，但并未参加，更不曾想到会成为党人的领袖，如今我要做的，是尽量减少革命中生命的牺牲。等建立共和国家后，中国将更大地对外开放，使外国资本能自由地与中国资本以及劳动力结合，以开放中国的资源。”一番高论，令这名记者十分叹服，即在报端声称：“如果没有黎元洪，就没有这场革命。历史表明，黎元洪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
革命党人多年轻气盛，立宪派雅不愿与其合作，便拟订了一份《军政府暂行条例》，规定军政府分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都督掌军政大权，立宪派掌民政大权。黎元洪尚未置可否，革命党人已将该条例扔进废纸篓。这时，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居正、谭人凤来到武昌，劝说湖北党人接受立宪派的《暂行条例》，并安排祭天大典。
武昌湖北军政府原址
10月17日，祭天大典在武昌阅马厂中央临时搭建的祭坛上进行。黎元洪戎装佩剑，缓步登台，宣读了振聋发聩的誓词：
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灵，实凭临之！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策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整备，即当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与五洲各国立于平等，同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
台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百姓和士兵们山呼“中华民国万岁”、“四万万同胞万岁”、“黎都督万岁”，黎元洪走下高台，在众人簇拥下骑马绕场一周，接受欢呼。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后，虽在三天半内持有不合作态度，但其态度一旦转变，对革命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在于他的威望足以起到稳定军心和民心的作用，就是他的才具也远非那些年轻气盛的湖北革命党人所及。他对外国记者能侃侃而谈，对革命立宪两派都能折冲樽俎，确是不二的都督人选。诚如梁山泊的宋江，论造反精神，论武功，都远不是第一等的，但是他一旦坐了第一把交椅，却能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能招揽朝廷的优秀人才，使梁山事业蒸蒸向上，这是晁盖等人万万做不到的。黎元洪与宋江，在上山之前和上山之后，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是，黎元洪有一点与宋江截然不同。无论梁山事业多么蒸蒸日上，宋江归根结底还是要“受招安，心方足”；黎元洪则不然，他一旦接受共和，便终身以共和为理想。后来，他经历了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多次面临生死抉择，他都毫无动摇，甚至曾经举枪自杀，以殉信念。因此，黎元洪之“上山”，比宋江更为彻底。 四、杀武案
黎元洪主政武昌后，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南下的清兵。起初，奉命讨伐湖北革命军的将领是满人荫昌，但由于他所率领的北洋第一镇是袁世凯的嫡系，又被革命党人灌输了一定的民族主义意识，对满人打汉人十分不满，故军次孝感后，即裹足不前，鼓噪不已。荫昌的指挥完全失去效力，遂报告朝廷。朝廷拿“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的北洋军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启用袁世凯，派往前线督师。
湖北新军与北洋军曾在两次秋操中较量过，彼此不算陌生，但是北洋军有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装备得以不断更新，而湖北新军在张之洞走后，却总是捉襟见肘。到了辛亥年间，双方的战斗力对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何况湖北新军在人数上本来就处于劣势。袁世凯一到前线，北洋军士气大振，一日之内收复汉口，一个月收复汉阳。此时，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武昌，以“养敌自重”。在此期间，革命军曾几次反攻，试图夺回汉口，均遭失败。可见，战争的节奏掌握在袁世凯和北洋军的手里。这段战事，史称“阳夏之战”。
而阳夏之战中，革命军方面的总指挥，其实是黄兴。黄兴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受到了黎元洪的热烈欢迎，委以战时总司令之职，全权负责防守和反攻事宜。湖北民军或有不服黄兴指挥者，黎元洪均善言劝导。他又采取刘邦、韩信登台拜将的办法，在阅马场高台之上，正式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这样一来，不仅打消了湖北党人对黄兴的怀疑，也更加巩固了自己的威望。
当时一些资格较老的革命党人，由于与黄兴、宋教仁等有旧交情，又认为黄兴才是革命党的领袖，故黄兴等一到武昌，即积极筹划换督之事。胡瑛、蒋翊武、杨王鹏等甚至认为，应推举黄兴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元首，如若不然，至少也应该是两湖大都督或南方军总司令，地位在黎元洪之上。他们的提议遭到了孙武、刘公、蔡济民、吴兆麟等人的强烈反对，孙武反驳道：“黄兴素有威望，人所共知，但初到武汉，情况不熟，而且又非湖北人，自不应居于黎都督之上。黎都督此次起义以来，名播华夏，且黎都督为湖北人，革命军以独立为号召，鄂人治鄂，名正言顺。”吴兆麟则说：“大敌当前，内部不宜遽变，黎都督若去职，人心必乱。且黄先生是革命领袖，日后革命成功，再由同志推举为全国领袖，前途远大，必不会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