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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筹。然而，无论北洋，还是南洋、广东，水师内部的风气都非常差，诸如赌博、吸毒之类皆司空见惯。然黎元洪独能出淤泥而不染，军务之余，概以读书为惟一消遣。久而久之，其德之馨，便誉满上下了。
1891年，他参加了朝廷对海军的检阅。此次检阅历时18天，取得了很大成功，李鸿章即向朝廷奏报：“综阅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黎元洪也以功提为千总尽先补用，次年又提为二管轮，赏五品顶戴。1894年，朝廷再一次检阅海军，黎元洪随“广甲”号北上。检阅结束后，朝鲜局势已箭在弦上，朝廷遂令“广甲”号等广东、南洋舰只暂不南返，与北洋水师一起，为运送清军赴朝护航。
甲午战争时的中国海军有一大弊端，即北洋、南洋、广东各自为政，殊无全局意识。这是因为，倾力营建这三支水师的，事实上并非朝廷，而是李鸿章、张之洞、沈葆祯等封疆大吏，他们之间本就分庭抗礼，互不服膺，在战争中就不免有坐观成败之意。甲午战争中，南洋和广东水师中，尚有将领认为这只是北洋水师或直隶一省与蕞尔岛国日本作战，故威海卫告急时，皆坐视不救。据此看来，黎元洪之参加黄海之战，也实在是机缘巧合；而管带吴敬荣命令“广甲”逃命，也不无这种狭隘的门户之见。
黎元洪等凿船自沉后，驾救生艇逃生，但不久敌舰逼近，勒令投降，他们便互相激励着跳入黄海，誓以一死报国。古人所谓“士有蹈海而死”，此之谓也！黎元洪不会泅水，但穿了一件救生衣，与大海拼搏3个多小时后，得以漂到岸边，侥幸活命，这正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不久，北洋水师彻底战败的消息传来，方伯谦被冤杀，吴敬荣反以“跟随”的原因从轻发落为革职留营。实际原因则是，方伯谦素与丁汝昌交恶，而吴敬荣则与丁汝昌有同乡之谊，杀方伯谦便可保住吴敬荣，亦可不损及丁汝昌，最终减轻李鸿章的保荐责任。不过，对黎元洪而言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他一意蹈海殉国，却被判监禁数月。
出狱后，他赴上海游历，等待着重新启用的消息。但当时朝野震动，以他一个职位低微的千总，哪里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呢？他正彷徨无定，不知何去何从时，与一个天津水师学堂的同窗不期而遇。同窗指点他道：“黄海之战，丧师辱国，责任在朝廷大员，与我辈何干？如今水师已全军覆没，谁还会想到我等。为今之计，自当各顾前程，岂能坐老此际。否则，于自己、于国家都是毫无好处的。”一席话说得他恍然大悟，乃决心赴南京投奔时任两江总督的广东水师创建人张之洞，再登舰船，以续前志。
二、南洋和北洋
甲午战争的次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张之洞也在南京组建自强军。自强军分以步、马、工、炮各兵种组成营队，完全照搬德国军事制度和模式进行编练，聘请德国军官35名，不仅负责教练，而且分别担任各级协、营、哨的正职长官，副职则征聘一批广东水师学堂和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充任。黎元洪便是应此而来。张之洞一见他，便十分欣赏他老成持重的举止仪态和缜密周详的军事见解，多次对左右说道：“如宋卿这样的干练之才，我已是数年未得一遇了。”黎元洪当即被委派监修南京城外的幕府山炮台，结果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张之洞大悦，手书“智勇深沉”四字条幅赐给他，并奏请任命他为南京炮台总教习。从此，黎元洪即成为张之洞的心腹要臣，因此次年张之洞复任湖广总督时，即携黎元洪前往。对黎元洪来说，也算是衣锦还乡了。
清朝的北洋大臣多由直隶总督兼任，而南洋大臣最初由两广总督兼任，后来则改由两江总督兼任。张之洞以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身份编练自强军，故自强军又称“南洋新军”。事实上，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北洋和南洋即泾渭分明；不惟在海军中，南洋水师与北洋水师互各成体系，便是在地方军政上，北洋大致属李鸿章的淮军体系，而南洋则仰承曾国藩的湘军体系，彼此虽在“洋务运动”的理念上志同道合，但在实际的操作中经常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到了编练新军的时候，“南洋新军”与“北洋新军”也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
张之洞虽无袁世凯朝鲜练兵的经历，但他当时的地位远高于袁世凯，故比袁世凯更具多种优势，在练兵方面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起步更早，起点更高。他拔擢了许多具备现代知识甚至新观念者担任军官，改变了中国军队不分兵种的传统旧制。为培养适应新军编练所需的军事人才，他还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选送兵员入校学习各种军事知识、技术及德语，学堂的教官也聘请德国人。仅就他主政南京时期来看，其“南洋新军”比之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要更胜一筹。
张之洞
张之洞回督湖广后，即将“南洋新军”的一部分调带武汉，扩编后由德国公使推荐的德国军官贝伦可多夫担任总教习，并创办湖北武备学堂，聘用德国军官格勒根汉等人任教习，借以培养新军军官。到了庚子之乱后，这部分“南洋新军”在建制上受编为陆军第八镇和暂编第21混成协，实力仅次于袁世凯北洋六镇，此即在辛亥革命中立下首功的“湖北新军”的由来。而留在南京的部分“南洋新军”于1901年调往山东，归袁世凯统领，后溶入北洋新军。
黎元洪在湖北官运亨通，由千总而守备，由守备而都司，由都司而副将，并在1898年、1899年、1901年三次受命赴日本考察军事。在东京等地他看到了许多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从中国掠夺来的战利品，备感耻辱悲愤，便联络当地华侨，要求日本当局撤销这些展品，却遭到拒绝。他因此更加痛感国耻，考察也就更为专心致志。回国后，他向张之洞多方建议，许多都是十分具体的改革措施。
庚子之乱中，张之洞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实行“东南互保”策略，山东巡抚袁世凯也遥相呼应。结果，北方的旧式军队，如聂士成、董福祥等人率领的淮军势力被八国联军和义和团冲击得七零八落，但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和张之洞的南洋新军却毫发无伤。从此，新军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军事力量。
张之洞编练新军是地方行为，与曾国藩、李鸿章的湘军、淮军等团练军队有承启关系，这一点，与袁世凯奉旨编练新军是不同的。针对北洋和南洋的各自为政，朝廷于1903年下令统一全国军制，湖北额定两镇，不久又将湖北第一镇改为陆军第八镇，第二镇改为第21混成协。而黎元洪即该混成协协统，官居二品，在湖北新军中的地位仅次于第八镇统制张彪。此外，他还兼任着兵工厂、钢药厂提调、讲武堂会办、湖北棉麻四局会办，并兼辖湖北水师。
事实上，张之洞本想以黎元洪为第八镇统制，但终因与张彪私交更睦而作罢。到了1907年，赵尔巽接任湖广总督时，也想以黎元洪替换张彪，然黎元洪为大局着想，婉言拒绝。
他之所以能得到张之洞和赵尔巽的如此器重，一是因为他的性格魅力，二是因为他的军事才华。当时武汉常有外籍军官来访，惟黎元洪对军事问题能侃侃而谈，洋人由衷地称赞他为“知兵之将”。
而他这个“知兵之将”，更在“南洋新军”和“北洋新军”的两次大比武中大放异彩。1906年10月，清廷在河南彰德举行秋操，“南军”和“北军”对垒。“南军”由湖北新军中抽调一镇，再由河南拨一混成协组成，张彪为总统，黎元洪为统制，王汝贤为统领，但张彪自知不胜，乃令黎元洪实际指挥；“北军”由驻北苑和驻山东的北洋军中抽调，责成一混成镇，再加上由满洲旗人的北洋第一镇中抽调的一个混成协组成，段祺瑞为总统，张怀芝为统制，曹锟为统领。最终结果，“南军”的效率更高，射击技术且获最优奖励。袁世凯为之叹服，遂奏报朝廷道：“至就四省军队分析衡论，湖北一镇，经督臣张之洞苦心孤诣，经营多年，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1908年11月，朝廷又在太湖举行秋操，仍分南北两军。“南军”由第21混成协加第八镇部分官兵组成，“北军”由驻南京第七镇及驻江苏的两标合并组成，黎元洪仍为“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