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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合并为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自任代理理事长，实际负责党务，故后来的国民党人称孙中山为“国父”，而称宋教仁为“党父”。当时实力可与国民党抗衡的，还有章太炎为首的共和党和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为了获得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各党展开了激烈的竞选角逐。宋教仁为了竞选，历游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每至一处，必然登台演说，抨击时政，臧否人物，鼓吹责任内阁，慷慨激昂，义无反顾。他曾经演说道：
我们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恨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
诸如“背叛民国”、“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等激烈措辞，在国会政治、政党竞选中显然是过激的，便是在欧美民主国家，也很少如此。当时民国刚刚成立，国会制度初创，袁世凯并无明显的背叛民国的迹象，宋教仁做如此演说，未免有欠思量。
何况，事实上宋教仁对袁世凯本人并无太多成见，他临死都要上书袁世凯，颇有忠荩之忱，更不曾怀疑自己是被袁世凯所杀。那么，他何以又要在演说中如此攻击袁世凯呢？这便是他光明磊落的性格所致了。他攻击的其实并非袁世凯，而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守旧派；他要争的也不是总理位置，而是政党政治。他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是政客，因此不懂得政客的虚与委蛇、和俗浑光。
在袁世凯看来，宋教仁也不仅仅是个讨厌的大嘴巴。宋教仁青春挥洒，才华横溢，有人爱之，也有人忌之。作为总统，袁世凯自然欣赏这样的青年才俊。他初见宋教仁即大为称赏，每谈政事，则夜半虚前席。当唐绍仪辞职，宋教仁亦辞去农林部长时，袁世凯即赠给他50万元以维持生计，却被宋教仁婉拒。先此，袁世凯曾给各部部长一本空白支票簿，恣其所用，结果到期还归时，惟有宋教仁的票簿分文未取。从此，袁世凯对宋教仁，才于爱惜之外有了畏惧之心。
袁世凯素来喜欢发掘和提拔后进，如北洋系的“北洋三杰”等人，就是被他从下级军官中发掘出来的。到了民国年间，他又对革命党的青年才俊眼热不已，如宋教仁、汪精卫、蔡锷等，都是他极力拉拢的对象。而这三人中，以汪精卫与袁世凯最为贴近，在拥戴袁为总统这件事上出力不少；蔡锷次之，曾经听从袁的召唤，抛弃云南总督的显职，进京效力；宋教仁与袁世凯最为疏远，因为宋的志向在内阁和首相，自认为与总统是平行线，不应发生利益往来。因此，当宋教仁在各地激烈演说时，袁世凯连连电召他进北京磋商要政，未必不是出于一片爱才之心，宋教仁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赵秉钧是宋案的最大嫌疑人赵秉钧致应夔丞送密电本原函
1912年12月至次年2月，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教仁作为实际上的党魁，对出任总理、建立清一色的政党内阁信心大增。然袁世凯却对此忧心忡忡，乃电召宋教仁赴京面商国事。宋教仁认为大局已定，进京正当其时，于是欣然命驾。遂于3月20日晚10点，遇刺于上海火车站，弥留两日后逝世，年仅32岁。
先此，前来送行的陈其美劝他道：“遁初，你不要太快活，仔细他们用暗杀手段对付你。”宋教仁听后放声大笑道：“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于右任劝他改走海道，他嫌太慢，执意不从。作为一个政治家，却没有丝毫的政治敏感度，竟有“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暗杀”之类的小儿之见，完全忘记了他华兴会老朋友吴禄贞的前车之鉴。从这个角度来看，宋教仁之死，亦不枉矣。
数日后，正凶武士英和协凶应夔丞落网，并在应夔丞家中搜到赵秉钧给应的密电码一册及叮嘱应“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的密函一件，以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指使应行刺的函电多件。应夔丞其人，原来竟是国民党的同志，在宋教仁治丧时，还若无其事地走动其间。
通常认为，杀害宋教仁的主使人即袁世凯，但事实上并无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袁世凯对北洋人物的沉暮之气日渐不满，一度有招揽贤才的渴望。如召蔡锷入京，便是为改革军队储备良将。对宋教仁则更甚，一度曾有意任其为总理，以组织“混合内阁”。或有人认为宋教仁过于年轻，可是袁世凯出任北洋大臣时，又何尝不年轻呢？
宋案的主使人，更有可能是赵秉钧。赵秉钧的总理位置是代理的，而最可能取代他的便是宋教仁。首先，袁世凯欣赏宋教仁，有意任其为总理，组织“混合内阁”；其次，国民党已赢得国会选举，必推宋教仁为总理，组织“政党内阁”。何况，宋教仁在各地的演讲中，多次点名批评了赵秉钧。
宋教仁在演说中，曾说袁世凯“背叛民国”，他本快人快语，袁世凯听说后，自然会有不悦之色，说不定还会骂娘，会拔剑斫案。宋教仁在黄州的演说词被总统府秘书剪呈时，袁世凯即大怒道：“他口锋何必如此尖刻？”赵秉钧作为近臣，察言观色，正中下怀，便迫不及待要立这件大功劳了。
而具体负责刺宋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刺宋前，洪述祖在准备南下时谒见袁世凯，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若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世凯答道：“一面捣乱尚不了，何况两面捣乱？”显然没有杀宋之意。而刺宋后，洪述祖回京又入府晋谒，袁世凯问他宋教仁为谁所害，洪述祖回答道：“总之是我们的人，是为总统出力者。”袁世凯当即面露不豫之色。洪述祖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因此常在总统府内走动，如今见总统脸色大变，自知大事不好，乃避祸于青岛租界。
还有一事可以说明赵秉钧的嫌疑最大，那便是赵秉钧之死。1914年2月，他突然中毒，七窍流血而死。一般人认为是被袁世凯灭口。其实，他一直都是袁世凯的亲信，并刚被袁任命为总理，其在袁的心目中就算不如宋教仁，也断然不会被袁当作一个杀人工具来用；就算是被委以杀人任务，事后也断然不会被当作替死鬼来处理。一般来说，若追究责任，到洪述祖这一级就可以了。历史上，贾充为司马昭弑君，但承担责任的却是成济、成倅兄弟。同样的，袁世凯让冯国璋暗杀陈其美，但若东窗事发，也决无可能让冯国璋承担这个责任。因此，杀赵秉钧者，确应该是袁世凯，但袁世凯杀他的目的，更有可能是为宋教仁报仇。同样，当从上海越狱回京的应夔丞来觐见后，袁世凯当即对雷震春说：“这个人杀死了遁初，我必杀之为遁初报仇。”不数日后，应夔丞在天津杨村被乱刀砍死，死状极惨，如果仅是灭口，一枪毙命便是，又何必下如此重手，显是报仇泄愤。他要报仇，不仅是出于对宋教仁的哀矜，也是因为憎恨赵、应等人令自己陷入百口莫辩的境地。其余两位当事人：武士英在狱中暴卒，为应夔丞灭口；洪述祖因是袁世凯内亲，得以保命于青岛和上海的租界，1917年被宋教仁之子宋振侣访知，起诉于上海检察厅，被判绞刑处死。
据说袁世凯为宋教仁之死挥泪不止，曾说：“前亡午桥（端方），后亡遁初，我之大不幸也。”或有人劝其通电自辩，他叹道：“我代人受过多了，从未自辩。我虽不杀遁初，遁初却因我而死，又何必辩。若是明白人，就该想到，如果我要杀他，又何必招他来京呢？数次召他来京，却在他将行之际杀之，这岂不是授人以柄吗？就算傻子也不会这样做的呀。因此我不自辩，相信总有真相大白之日。”
清末民初最活跃的革命家黄兴
他有一句话说得好——“我虽不杀遁初，遁初却因我而死”。虽然他未必是主使，但客观效果是一样的。国民党已经认定是他，誓必报仇，黄兴且撰有著名的挽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联中提到的张振武，是武昌首义的功臣，与孙武、蒋翊武并称“三武”。袁世凯之所以杀张振武，是为了造成黎元洪与革命党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