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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贾英华
无疑是缘分。得识夏双刃先生，居然是在网上购书。因而，引出了这一篇飞来之“序”。
自幼，我生长在北京，自然接触了众多与皇城文化有关的人物。当我在大约小学三四年级时，读到第一部有关晚清人物的书籍，就是裕容龄女士根据亲身经历所撰写的《清宫琐记》。记得，母亲从东四六条口的租书铺借来这部书时，全家人都抢着阅读。无论是星期日还是平日，夜晚的灯光，总是映照着这部并不太厚的书籍。六十年代，在霞光街路东一个院落里——她的住所，见到了裕容龄这样一位传奇的老人。此后，我始终想得到这部书的初版本。
前不久，我在网上购得了这部整整半个世纪前出版的第一版《清宫琐记》，这使我喜出望外。售书者，就是夏双刃先生。当我与他联系后，才意外得知，他不仅是晚清、民国历史的爱好者，也有刻苦撰写的专著。当我阅读了他在网上发过来其所撰写的《乱世掌国》书稿时，更是感到投缘。
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历史，虽然研究者并不算少，但囿于历史原因，很难在史料和观点上有所突破。而粗读了夏双刃的这部书后，深感他特别是在引用史料及观点上，有他独特的视点，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
北洋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可以概括地称之为是一个“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当然，这是一个在皇权垮台之后，陷于迷茫的历史时期。
作者在书中所描述的北洋时期的七个代表人物，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一复杂历史现象的特点，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反映了尖锐的历史嬗变。在这一点上而言，他的这部书，从史料的发掘及研究的角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反映了在目前历史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趋向，即断代史及历史人物的研究上，青年人不拘泥前人的的趋新观点和探索精神，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更况，据我所知，他还是一个业余历史研究者。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情形下，他能在工作之余暇，清心寡欲地埋首于故纸堆，探讨历史人物的谜团，毫无疑问是极为可贵的。
从人本角度看，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历史代表人物的研究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历史时代的代表人物，常常是解读这段历史的一把钥匙。从北洋史来看，这亦是史同一理，颇值得推荐之。或许，读者会从这部书里，透过北洋时期这段历史的各个代表人物在历史舞台上走马灯式的“走场”，而从中感悟到那纷繁而鲜活的历史。
鉴此，匆匆作此序，聊表对作者和此书的持勉之意。
二〇〇六年一月五日于北京
（注：贾英华，晚清研究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末代皇帝的后半生》等系列丛书。）
引言：说不尽的民国风云人物
以1928年为界，可将“中华民国”38年的历史分为两段：1928年前，通常被称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际公认的中国首都在北京；1928年后，则由国民党实行专政，是为南京政府。因此对我们来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更像是隔了一代的历史。
显然，民国的政权并非一脉相承的。不仅如此，“北洋军阀”其实是国民党的死敌，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才要发动“北伐”去消灭它。北洋集团和国民党的对立，可上溯到民国成立之初。民国二年（1913年）3月，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北洋集团刺杀，引发了“二次革命”，但旋即失败，孙中山等人只好流亡海外。因此，此时的中国，虽有分裂的苗头，却无分裂的事实。但是到了1916年初，梁启超、蔡锷、唐继尧等人为了反对洪宪帝制，发动了护国运动。国民党人参加了这次运动，并借助地方军阀的势力，在西南和华南的一些省份站住了脚跟，并终于星火燎原。从此，中国陷入“一国两府”的分裂局面，一直持续到1928年张学良宣布易帜为止。
将这些历史统称为“军阀混战”，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在军阀混战的背后，另有一条若隐若现的脉络。首先，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多是从“北洋系”中派生出来的，而“北洋系”可说是袁世凯的禁脔，故袁世凯在世时，军阀混战是不存在的。其次，袁世凯死后，在北洋政府的中央，关于如何结束分裂的问题，被争论得不可开交，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这三位总统要和平统一，段祺瑞和张作霖却力主行武力征服。然而对于北洋集团内部，这几个身居权力巅峰之人，主观上都是排斥军阀混战的，因为他们都自诩为北洋的领袖，而军阀混战即北洋内讧。再次，从1916年到1923年，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的和平统一政策是有连贯性的，他们和南方军政府一起，为消除分裂局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1928年前的民国，前后有过七位“总统”，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五任“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一位“执政”（段祺瑞）和一位“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由于赖以产生总统的国会和“约法”屡遭摧残，加之前五任总统无不下场凄惨，因此段祺瑞和张作霖便不能也不愿用“总统”之名了，但他们确实都是如假包换的国家元首。
这七个人都已被盖棺论定。除张作霖尚有些评书传奇流传于世之外，其余六人皆被绘上丑角的脸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有失公允的。他们身处新旧交驰、天地翻覆的时代，具有后人所难以理解的复杂性。对他们，绝不能简单地一棒子打死。
首先，他们都曾是清朝的臣子，故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许多旧派官僚的习气。但在前清，他们又是思想较为进步、实际上也很有作为的臣子。如袁世凯之经略朝鲜和治理直隶，徐世昌之治理东北，都是卓有成效的，在当时都是有口皆碑的。而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都是在张之洞、袁世凯以西法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崭露头角的，是名噪全国的军事人才。至于曹锟和张作霖，一直被认为是两个粗浑的武人，却也在剿平东蒙匪乱的艰苦战争中立下大功。值得一提的是，袁、黎、冯、曹、段，都出身于正规的军人；徐世昌虽是文人，却也曾在小站新军中担任要职；只有一个张作霖，出身竟然是“胡匪”，但他们这些东北“胡匪”，却被宋教仁亲切地称作“二十世纪之梁山泊”。
其次，就整体而言，他们是失败者，已被证明不能将中国带上光明的道路。但是毫无争议的是，他们都是民国前17年中极具影响力的大人物。他们在权力的巅峰，也都不是一事无成的，至少在主观上做了一番努力。有的固然鹰扬跋扈，有的却颇有些壮志未酬的悲凉。袁世凯在民国初年，于政治阴谋之外，在经济方面是有一定起色的，因此他那“袁大头”的银元才能如此坚挺。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这三位受制于人的可怜总统，无论出于何种考虑，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了和平统一的政策，与全国人民的愿望相符合。而段祺瑞和张作霖，虽然大体上奉行军事对抗的政策，但是前者通过参加“一战”为中国争取到了少许的外交筹码，而后者最终拒绝与日本继续合作，以至于陪上了自己的性命。至于曹锟，虽然是通过贿选才当上总统的，却在任内通过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宪法，且并无多少证据证明他是一个“昏君”或“暴君”，他的领袖才能还被顾维钧博士在《回忆录》中赞赏不已。何况，曹锟的政治生命，是与吴佩孚牢牢捆绑在一起的，而吴佩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得到民众广泛拥护的。
1917年时的中国疆域图
最后，他们的晚节令人叹赏。这些被指为穷兵黩武的“北洋军阀”，早已被革命的军队打倒，但当他们面对外敌时，却表现出了非凡的民族气概。冯国璋和黎元洪去世较早，而当他们年轻时，都曾主动刺探过日本的军事情报，以报国需。黎元洪参加甲午海战时，敢于凿船自沉，后来他屡次身处危境，都甘愿成仁，决不有损大义。徐世昌、段祺瑞、曹锟以及吴佩孚，上世纪30年代都陷身于华北，自然都受到了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但他们都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除了段祺瑞被其学生蒋介石接到上海予以保护外，徐、曹、吴都于不久后辞世，而他们的死因，或多或少都与日本人有关。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更为天下共知。至于袁世凯，虽然复辟帝制，后来窝囊地死去，却留下了两行遗书：“为日本去一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