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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费孝通、林耀华对中国现代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贡献学界已有定论。但是，在构建中国社会学这座辉煌大厦的历史过程中，作为吴门弟子，他们之间也存在深刻的误会、隔膜和分歧。
1949年之前，中国高校有社会学系二十余个，与社会学有关的家政系五个。1949年以后高校被接管后开始调整合并社会学有关系科。1949年底隶属于南京大学法学院的社会学系合并到政治系。到1952年院系调整结束后，只有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的两个社会学系暂时保留下来，其他的社会学系和有关专业皆被取消。这两个系在1953年亦被并入其他专业。
社会学被取消后，大部分的社会学师资则彻底改行从事和社会学没有关系的教学工作。一部分专家被调到民族学院改行从事和社会学有点联系的民族学教学研究工作，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到了中央民族学院。应该说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师徒还是比较幸运的。费孝通还特别受到重用，当了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央民族事物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民盟中央委员等职务。但是，费孝通毕竟是学者，学问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对于社会学在新中国的遭遇，吴文藻、林耀华和费孝通都是无法接受的。为了保留社会学的火种他们可谓用心良苦。1949年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文法学院课程改革方案，其中没有社会学系的课程。费孝通召集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三校社会学部分教师提出了一个“意见”，要求把法学院改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暂时不要取消，等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以社会学系的课程为基础，另设重点专业，如民族、劳动等。为了保留一点社会学的血脉，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进言，但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认为不能留。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在学术问题上要搞百家争鸣，要求在宪法的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准许他们去说，不要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同年5月26日，宣传部长陆定一说：“应该考虑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和教育工作中，依照情况，逐步改组力量，改变有些原来是错误的和原来并不错误但现在已经过了时的制度和办法，以便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发展我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事业。哲学和社会科学是极重要的科学部门，所以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社会学无疑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可是被扣上资产阶级帽子的社会学学科建制——系科、刊物、学术团体在三年前已经绝迹了。但是，在西方受过系统社会科学训练的专家学者正当盛年，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教学经验都处于顶峰状态，另外他们亦有强烈的学科认同意识，这使他们有一种内在的恢复社会学学科的冲动。其次，1949年至1956年期间正是中国社会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动之际”，农村社会、城市社会、工业化问题、人口问题皆有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社会学可以大显身手的时候。随着1956年政治空气的松动，1957年初，虽然还感觉到是“早春”天气，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吴门师徒和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老一代社会学家便启动了恢复社会学的进程。
1957年1月，吴景超在《新建设》发表了试探性的文章《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熏首先提出恢复社会学的问题。李景汉在1957年2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这篇文章带来的巨大反响，让大家看到了社会学的生命力。1957年春节期间，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等谈到《人民日报》的相关内容，认为社会学工作有恢复的可能性。2月20日，费孝通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费孝通说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养老问题、儿童问题、人口问题现在没有人研究。这类问题是会跟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的，并不会太平无事的。他强调：“对于这些问题用科学方法来调查研究比闭了眼睛说没有问题对我们有利。如果我这样说法是对的，自然要问，谁来研究，由党和政府的干部拿出一部分力量来研究好呢，还是搞一批人出来专门做这些工作好呢？我想是专业来搞应当好些。搞得出一套学问来么？我认为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它的变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分析得出一些道理来，不就是学问么？至于这些科学称什么名称，那倒无关宏旨。如果大家觉得社会学三个字不讨厌，用三个字也要得。”
就在吴景超、费孝通等呼吁恢复社会学的时候，1957年3月6日至3月13日，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一天即3月12日在大会上讲了话。讲话的主要精神是放开言路，继续贯彻“双百”方针，他说：“中央意见就是不赞成收，就是要放。”他说五百万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的工人，都是人民的先生，“没有这五百万，我们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毛泽东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要下乡看看。就党能否领导科学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科学家们就是先生，要向他们学习。是先生领导学生，还是学生领导先生？当然是先生领导学生。”他还特别告诫党内同志“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毒草，不要怕牛鬼蛇神，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为了发展真理、发展科学、发展艺术”〔1〕。
毛泽东的这个发言，对于参加会议的费孝通当然是极大的鼓舞。费孝通以“社会问题还应研究”为题发了言。费孝通提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应当按行改造，使旧人员能归队，作全面安排。”公开提出了恢复社会学的要求。
1957年3月20日，雷洁琼、严景耀请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中山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吃饭，为此邀请陈达、李景汉、吴文藻、吴景超、费孝通、赵承信、吴泽霖、林耀华等几位社会学界的领袖人物作陪。费孝通“利用这个场合，引导大家谈到社会学的事”。并且约定过一个时间，由他约请大家再谈。《新建设》听到这个消息后，打电话给费孝通，说中宣部要他们对于社会科学方面多做些工作。《新建设》愿意请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吃饭，并座谈社会学问题。会议记录由他们发表。
同年3月24日，费孝通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他说：“出门半年，回家不久，接到一个通知，是劳动干部学校邀我去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陈达先生的一篇有关人口问题论文的提纲……这个通知是一个喜讯，他老人家的科学研究工作又活跃起来了。”“还有，到家刚逢春节，次日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李景汉先生写的《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谁也想不到，他今年春节会献出这份珍贵的礼物，在我看来，他不仅报了乡村家庭生活改善的喜讯，同时也报了知识分子政策胜利的喜讯。”费孝通以陈达和李景汉的事作为文章的开头，也显然有为社会学恢复造势的用意。
4月5日，民盟中央主办的《争鸣》月刊邀请一些有代表性的科学家开了一个座谈会。费孝通因病没有出席，但是，他就社会科学等问题作了一个深思熟虑的书面发言。费孝通明确指出：“应恢复的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重视的即重视起来。”进一步提出恢复社会学的问题。
4月10日，《新建设》召集社会学问题座谈会。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潘光旦、吴文藻、林耀华等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费孝通主持会议，会上讨论“关于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着重谈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问题。
这次座谈会因为有中宣部的背景，所以与会专家都认为领导上已经同意要恢复社会学，要讨论的是怎样搞法。费孝通在会议上并没有发言。《新建设》1957年7月号上费孝通的发言是6月中旬补写的。费孝通说：“那时《新建设》要发稿，催得很急，我在开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在开会时补写的。那时已看到《人民日报》反右派的社论，所以所说的话已经和过去不同。”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费孝通还是明确提出了在自我改造中建立新的社会学。
林耀华在会上说：“我初步的意见是我们大家可以从实际出发，具体的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