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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1944年动笔，1947年出版。一部长篇两年完成很正常，并不能证明钱钟书早就写完此书，有意等到光复后才出版。吴文明显选择有利于己的《围城》为据，却忽略了其他证据。沦陷时期钱钟书主要以教书为生，他并没有停止教书，教书之余写作，并于1941年出版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可见钱钟书并没在敏感时期暂缓发表和出版。
提到钱钟书，不妨再说说他的夫人杨绛。为了生存，她也一边教书一边写剧本，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于1943年春天正式公演，好评如潮，杨绛又创作了《弄真成假》、《游戏人间》等剧，接连公演，为她带来极大声誉，声名远胜当时的钱钟书。
杨绛《喜剧二种·重版后记》言：“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时候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被攻击为“文化汉奸”的苏青，也早就对吴式的正义高调作过回答：“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关于我——代序》，载《续结婚十年》）
三、一厢情愿的臆测
吴文多处提到张爱玲的富贵梦：“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何曾做过“富贵梦”？她只做过“天才梦”，“我发现我除了天才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张爱玲并非没有缺点，却唯独没有“富贵梦”这条，如果这也算缺点。
散文《中国的日夜》开篇即云：“去年秋冬之交我天天去买菜。”天天买菜劳动四体，还“贵族架子”？还“四体不勤”？何况“四体不勤”乃诋毁知识分子的“文革”老调，这或许正是吴文大唱不合人情的道德高调的病根。
张爱玲即使真做富贵梦也无可非议，谁都想过舒适生活，但这只是作者无视事实的猜度和强加。所谓贵族生活，张爱玲早已展示给我们，“上层阶级的女人，若是旧式的，住虽住在深闺里，早上一起身便没有关房门的权利”（《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只此一点，张爱玲便受不了，再富且贵又怎样？如果她想过贵族生活，就不必卖文，听父亲后母的话就是了，她却偏偏得罪了他们，逃出了这个贵族之家，因为她向往的是母亲式新女性的独立生活。否则即使拥有再高天分，也只能成为自己笔下嘲讽的“女结婚员”。就此意义倒不妨说，张爱玲是个真正的精神贵族。她以自己的天才谋生，成就自己，就是要干自己想干之事，她避世逃名“封闭自己”，
“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都只为来日无多，想干的事来不及干，而绝不是为了什么“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更不会为了无中生有的贵族梦而“迫不得已”地“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吴小东究竟了解多少张爱玲“自己的意愿”？竟得知她“违背自己意愿”到了“可怜”的地步？——也许作品迫不得已必须面对各种歪曲，才是张爱玲一生最迫不得已之事。
对张爱玲与赖雅的关系，吴文同样毫无根据地妄加臆测：“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那么有号召力、人又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年龄大点有什么？”
拥有赖雅部分日记的司马新，在其专著中辟专章提供了非常翔实的赖雅资料，提要如下：
赖雅像张爱玲一样早慧，二十岁以前已写有不少诗歌和至少一部诗剧，但第一次大战后，“他便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并作为自由撰稿人开始过一种变幻不定的生活，他的余生几乎就是这样过的”。与张爱玲一样，赖雅写过“各种类型的文章发表”，甚至包括烹饪。不同的是，“好莱坞的十二年，虽然丰衣足食，报酬优厚，但却也纵容了他的弱点，放任了他的欲念，以致不能写出严肃的作品来”。1943年，“赖雅不幸摔断了腿还轻度中风……他的健康状况还消蚀了他写作的信心……1955年他取得麦克道尔文艺营的入营机会，在这里，赖雅希望能休养生息，重新积聚力量，为重展雄风抓紧最后的机会”。张爱玲于1956年冬到文艺营，1957年3月13日两人第一次相遇。5月初，“他们彼此已觉得很投趣”，而5月14日，赖雅必须离开文艺营，“他也有居无定处之苦……尽管她自己也很拮据，她还是送给赖雅一些现款作为道别礼品让他带到耶多去”。
由此可见，张、赖婚姻是有基础的，二人既有相投也有分歧，但分歧不足以影响情感。正因有情感基础，张爱玲才不顾自己“经济拮据”，依然送钱给他以示情。更重要的是，赖雅当时已是才华已逝的过气人物，否则不需要“重展雄风”。纯属空穴来风的“在美国文艺界那么有号召力”，不过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目的是诋毁张爱玲的婚姻动机。这段异国婚姻的个中缘由，非外人所能参透，即使掌握不少资料的司马新也只能推测而不敢下定论，吴小东却为了诋毁张爱玲的人格而强作解人，暗示张爱玲为生存而毫无原则地高攀赖雅。
除了扭曲事实的臆测妄议，吴文的逻辑也幼稚可笑：“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了上胡兰成？”“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
这种逻辑与“夫荣妻贵”、“老子英雄儿好汉”属同类，作者想说的不过是“张胡臭味相投”。假如这一逻辑成立，那么作者提及“张赖”时，就应该如此说：“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赖雅？世间没有偶然的事，赖雅卖文，张爱玲也卖文；赖雅极有原则，‘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坏话’，张爱玲也极有原则。”
四、不求甚解的断章取义
歪曲事实、选择证据、臆测妄议，以上种种，无论有意无意，根本原因是作者不了解张爱玲的作品与为人，所以会有下面大段情理不通的诋毁：“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首视若不见。”
张爱玲再天才恐也难料，自己的盎然情趣竟成他人诋毁的证据。倘吴论正确，则张爱玲根本不配称天才，向人免费提供攻击自己的大量证据竟懵懂不知。可惜张爱玲清明得很，她性格中的冷，恰是女人少有的理性：任胡兰成“胡说”而始终缄默，保持冷眼“张看”的姿态，即为明证；她不像平常女人那样爱小猫小狗，却有自己所爱，爱闻汽油味、油哈气，爱所有生活的气味，为何非爱猫狗不可？
即使理性，张爱玲依然有姐弟情，《童言无忌》里写得很清楚：“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私语》中的记录是：“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姐弟之情似乎不必旁人瞎操心，她弟弟理解就行：“姊姊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我的姊姊张爱玲》）“天才又乖僻”的张爱玲，对于情感的理解与表达，自然与古道热肠热衷于人来客往的芸芸之辈截然不同，这顶多也是性格而非人格问题。
正因为对中国固有礼俗乃至陋俗有超出常人的看法，张爱玲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