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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罗素二人之所以在胡适心目中有如此高下厚薄之分，一方面固然与胡适本人信奉杜威实验主义学说有关，另一方面恐怕也不免掺杂着一些其他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据赵元任晚年回忆，罗素来华讲学，讲学社出面聘请他担当翻译，胡适即告诫他要小心，不要上了进步党的当，试图阻止他应聘任罗素的翻译，因为胡适认为梁启超等人想借机“提高其声望，以达成其政治目标”。在一封1920年底胡适致陈独秀的信函中，胡适才算彻底表白了他的心声：“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但此事我倒很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信中，胡适隐约指责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的所作所为处处是与他们作对。梁启超1920年从欧洲游历回来后，便发起创办共学社和讲学社，其主要工作是编译新书、奖励名著、出版杂志、选送留学生。当时胡适和陈独秀也有相近的计划，编译《世界丛书》即为一例，所以认为共学社的做法是与他们打擂台。梁启超等人原先办了一个杂志，名称叫《改造》，后来将之改为《解放与改造》。胡适认为这也是与《新青年》对立的。并且，他把梁启超等邀请罗素、倭铿来华讲学也看作是对他们的挑战。
邀请罗素来华讲学，是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又一重大举动。由于梁启超等人在欧洲有机会拜访过柏格森，并且研究系中张君劢、张东荪等对其哲学很感兴趣，所以梁启超等人欧游回国后，在筹办讲学社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是邀请柏格森访华。但他因故不能前来，恰在此时，王敬芳和傅铜正好向梁启超提议邀请罗素来华讲学，梁当即表示同意。梁启超在决定“组织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的同时，就已经把邀请罗素之事和成立讲学社一并提出。1920年5月，梁启超等人委托傅铜致函罗素盛邀其访华。在筹办此事的过程中，梁启超、王敬芳等人颇有借此为提高研究系接手的中国公学的知名度之意，因此提议以中国公学的名义出面邀请罗素，再加上新学会、尚志学会二组织。此外，他们主张“讲演或先在南举行最佳”，也可见其有意抬举中国公学之意。研究系之所以如此抬举中国公学，也是出于通过办教育来宣传新文化而招揽人才的需要。舒新城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谈及中国公学及研究系同人的办学理想时，曾经这样说过：“中国公学委诚与南陔、东荪二人办理，君劢、志摩则分在南开讲演，公则往南京讲演（最好请百里设法在东南大学设自由讲座），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岂再如今之长此无人也。”
罗素于1920年10月12日抵达上海后，第二天联合设宴为他接风的包括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社、《申报》社和基督教救国会等七个团体。虽然其中直接为研究系所把持的不过是中国公学和《时事新报》社两家而已，但罗素到中国后的第一个正式演讲《社会改造原理》就被安排在中国公学，而且此后罗素先南下再北上，显然是讲学社中梁启超等人的安排在起作用。为了迎接罗素北上，梁启超亲自在北京做了布置。11月19日在北京，梁启超代表讲学社向罗素致欢迎辞，并借此向传媒界亮出讲学社不分地域门户、广纳天下才智的宗旨。他说：“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运动，向来主张‘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至于讲学社，是一个介绍的机关，只要是有价值的演说，我们不分门户，都要把他介绍进来。好像我们开一个大商店，只要是好货，都要办进，凭各人喜欢买那样就买那样。我常说中国学问的衰弱，由汉朝的表彰六艺、罢黜百家。无论他表彰的、罢黜的对不对，总是把思想的自由锢蔽了。所以我们要大开门户，对现代有价值的学说都要欢迎、都要灌输，这就是讲学社的宗旨。”同时，梁启超也特别提到邀请罗素来华的两个理由：第一，“我们认为往后世界人类所要求的，是生活的理想化，理想的生活化。罗素先生的学说，最能满足这个要求”。第二，罗素的人格值得敬佩，因为他具有“真正学者独立不惧的态度。这是真正为人类自由而战的豪杰”。最后，梁启超要求罗素将如同吕纯阳能点石成金的手指那样的“研究学问的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人。虽然之后罗素的讲学地点主要被安排在北京大学，但实际的事务工作多由讲学社中梁启超的一些重要助手来处理，例如蒋百里作为讲学社的总干事，对罗素讲学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尽力协助。
难怪冯崇义先生在《罗素与中国》一书中不无遗憾地说：“也许有点令人沮丧的是，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的总负责人，不是创办《新青年》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头阵从而博得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雅号的陈独秀，不是主政并革新北京大学、倡导“兼容并包”宗旨从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提供舞台的蔡元培，不是借狂人之口控诉‘吃人的礼教’、发出振聋发聩之音的鲁迅，不是呼唤‘赤旗的世界’和马克思主义从而将—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引上新征途的李大钊，也不是因为倡导‘文学改良’与‘文艺复兴’而顿成明星的胡适，而是发表了悲凉的《欧游心影录》从而有‘守旧复古’之嫌的梁启超。而且，由于梁启超曾是民初‘进步党’的党魁，在五四时期还领导着由‘进步党’演化而来的‘研究系’，因而人们通常也说梁启超邀请罗素是为了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张目助威。”虽然冯先生在这里强调了如果我们仅仅“将罗素视为中国政治上反动或学术上保守的一党一派的客人”将会犯很大的错误。他坚持认为，罗素应该被视为当时中国新知识界的客人。“讲学社”及其他邀请、接待罗素的团体、学校，并未将罗素的讲学活动打上鲜明的政治派别的印记。在五四时期那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毋宁说他们主要是从发展中国的学术文化角度出发，希望从罗素那里获得新的知识。而罗素在华的一切讲学活动也是以中国的新知识界为对象的。但是，冯先生最终不得不承认中国当时在政治上、学术上派系林立这一不可争辩的事实。他说：“由于梁启超等人的政治和学术背景。由他们出面来邀请、接待罗素，自然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至少，这样一种安排阻止了罗素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最激进的政治、学术领袖的交往。”
由此可见，胡适之所以尊杜贬罗，实在还牵涉到他与梁启超之间在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界领导霸权的角逐争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胡适刻意宣扬杜威的学说，并以杜威思想在中国的正宗继承人自居，多多少少也有利于提高他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