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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上海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将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等推举到了本体性的地位，为传统所不容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在这里最有市场。海上文人对金钱的态度是开通的，受掣于商品经济规律的“实惠性”亦蔓延于文人中，“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急迫的要钱”。
一如前文张爱玲所说的她们那代人对于物质的爱悦，作为新一代物质女郎，她们固然不欣赏“损人利己”，同时也不愿意面对“损己不利人”的虚妄。她们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诠释一切：没有了纯情天真的少女，只有七巧、薇龙等早熟精明的都市女郎。不断滋生的“个人本位”开始替代传统的“人伦本位”，如苏青的散文中神圣如道德，也得为个人服务才行，“讲道德，守道德，总也得弄出些于人有好处的效果来才是”，她以比传统文人更为坦诚的目光直视人求生避死、求乐避苦的天然欲望，痛直地喊出了“我们是人，人的利他是要索代价的”，“幸福乃吾人之唯一要求，而道德无非是致幸福的工具而已”。
二
在阿波罗神庙的入口写着“认识你自己”几个大字，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创作都无法正视自己，她们更多的在男性话语中繁衍，正所谓“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的形象，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尼采语）。女性“按照男性的愿望和意志被造就”的社会性掩盖了她的个体性，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符号化了。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谈到“女性神话”时曾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女性神话把女性放在了一个概念化了的、超自然的观念的世界里，掩盖了分散在具体时空里的一个个具体的女人的真实面貌。这尤其体现在男性作家们创造的一系列“圣母”型女性形象上。但是事实上“神话的路对每个女人都是堵死了的，每个女人归根到底还是得独自面对自己的存在”，所以波伏娃说：“在现实中的关系越具体，就越少被神化。”
从现实出发，从以“生”为本的实用价值观出发，苏青已日益学会在现实的物质关系中重新叩问女性的意义。她笔下女性固有的母性不再是神圣不可攀的：“我相信就是爱孩子也须先自维持生存，自己连生存都不能够了，又拿什么去爱他们呢？”（《再论离婚》）她甚至以“婴儿需要吃奶的程度比需要母亲来吻他的程度高”推断出“精神的爱没有物质来补足，还是支持不下去的”（《救救孩子》）。对于传统颂扬的伟大母爱，她自有见解：“因为女子的世界太狭窄了……因此大半生光阴就非用来爱孩子不可”，“要是一个男人肯天天陪着太太上馆子、看电影，或干些别的玩意儿，那时女人定会嫌憎孩子累赘，母爱起码得打个七折”（《论女子交友》）。《牺牲论》里说有个病重的妇人挣扎着为幼儿取食，倒地而死。人多赞美她的牺牲精神。但苏青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孩子嚷着要吃的是什么东西？如果吃不吃都没有太大关系，犯得着拼上性命吗？这位具有牺牲精神的母亲，在她眼中竟成了不智之人。
苏青朴素地从合乎自己需要、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出发，琐琐碎碎地跟我们讨论穿衣吃饭、伺夫弄儿。她在还原女性原生性和世俗性的同时拒绝了超现实的家庭神话和虚幻的女性本质：什么是婚姻的基础？不是爱情，是物质。要求男人爱情专一永久办不到，“但只要丈夫能边哄边给钱，也就算了”。促使离婚的两个条件“丈夫动手殴打和故意作难不给生活费”中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是后者；为什么要讲男女平等？男与女本来就是不同的，“凡男人所有的并不都是好的；凡男人所能享受的，女人也并不一定感到受用”，“一个女人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切”；什么是幸福？“幸福乃满足自身的需要之谓，不是削足适履，把人家所使用的东西硬来满足自己不尽相同的需要”……婚姻、平等、幸福这些神圣而崇高的字眼都在她的议论中一一脱冕。
苏青其实没有颠覆的野心，更无意什么观点的确立和张扬，她是以生计为重的自说自话的妇人，她感性地提出“要合算”、要“有好处”这些生存法规，更多的是为自己解说。她只是懵懂地表示对一直以来宣扬的“光荣”、“伟大”、“舍生取义”等的质疑，以及对封建“人伦本位”的不敬。确实，随着上海都市的发展，一切神圣的传统变得不那么神圣了，正如老黑格尔说的，一切社会的进步总是以“恶”为代价的。在上海这个大熔炉中，物化的价值观决定了金钱在都市至高无上的地位，为适应都市规则，市民必须使用相应的生存策略，变得实际起来。比方说上海的月份牌美女？押在月份牌中，特定的时代、历史机遇、主人公、地域等外在条件都变得无足轻重了，而重要的是其中富足而悠然的生活方式，及所带来的一种价值观念。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那个高喊女子解放、争做出走娜拉的年代，苏青特别抗议：“娜拉可是易卜生的理想，不是易卜生太太的理想……身为女子，怎可轻信人家谰言，不待预备好一个合理的社会环境，便嚷嚷跑出家庭，跑出家庭呢？”
三
苏青曾写过一篇《自己的房间》，叙述对物质生存和精神发展双重空间的渴求。有趣的是，英国现代女权主义作家伍尔芙1929年著名的讲演集也叫《自己的房间》，其中说，一个女人要想从事文学创作，“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房子”。伍尔芙觉得“一定要有钱”是职业女文人的首要条件。而苏青从来没有终身写作的愿望，她是愿意有所依附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离婚后她干过编辑、秘书、教师等工作，经济上虽然独立，精神上却没有也不想摆脱对男人的依赖。“假如女人在职业及经济上与男人平等了，我恐怕她们将失去了被屈抑的快乐，这是有失阴阳之道的……我有这样的感觉，倘若同男的一块出去，费用叫我会钞，我就觉得很骄傲，可是同时也稍微有些悲哀，因为已经失去被保护的权利了。”
“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旧式女人的权利她也要，这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剧”，也是苏青的悲剧。
苏青是矛盾的，她是新旧交替时代的那个尴尬人。她挣不脱倚赖男人的旧套，“女朋友至多只能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呀”。少女时代她的梦想是像《三国演义》中赵子龙一样白衣飘飘的英雄，长大后的理想爱人则普通得多：比她大，比她强，有男子汉气，即使官派一点也不妨，还要有点落拓不羁……她也没有做自由新文人的洒脱，当她不得已步入社会，男人们对她收回权利也收回了责任时，她却借《续结婚十年》苏怀青之口，难掩愤怒：“他们（男人）都是骗我的……辛辛苦苦一场空呀”，“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可是男人，往往是叫人失望的，苏青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男人都是靠不住的，还是金钱和孩子着实些”。历经坎坷的萧红曾道破天机：女性的天空是低垂的，女性的翅膀是无力的。所以处于悬空状态的女人总想抓住点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顺风顺雨的冰心当然看不到人生还有抓不牢男人抓紧钱袋的悲凉一面。冰心笔下的女人是神化了的“真”、“善”、“美”：“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