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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好色’是包含肉体的、精神的与美的结合，灵与肉两方面的一致性的内容，好色文学以恋爱情趣作为重要内容，即通过歌表达恋爱情趣，以探求人情与世相的风俗，把握人生的深层内涵”（《日本古代文学思潮史》）。在现实生活中，“好色”与“色情”却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中国的正人君子读不下去的色情描写，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一般来讲，它只有格调上的高低，没有道德上的好坏，对社会也不会产生“诲淫”的颠覆性作用。然而，这样一种文学上的人之常情，到了有“色情狂”倾向的中国学子眼里，却另有一番滋润与感化的作用。郁达夫称，他在名古屋高等学校读书的四年里，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计一千部左右，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所谓“软文学”，就是色情小说，郁达夫超常的“性苦闷”，与这些小说的刺激恐怕是无法分开的。《留东外史》里，中国浪子从日本的色情小说里学到不少“吊膀子”的经验，甚至这部小说的写作，都得力于它们的示范，其中不少故事情节，直接来自日本的“软文学”作家小杉天外的作品。
正是这种丰沛的“人情”文化，使日本在欧风东渐的时代，与西方“两性解放”的潮流一拍即合，它们相鼓相荡，汇成一股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人欲洪流，其情形正像郁达夫在《雪夜》里描述的那样——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是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装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如潮水似的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
“人情”的过于发达，意味着理智与感情的失衡。日本近代的著名思想家和辻哲郎将日本人的性格喻为“台风”，有“忍耐”和“突发”两种倾向。在《风土》一书中，他认为：日本人的性格结构中包含了忍耐和突发两种倾向，这是由东瀛岛国特有的地理风土条件造成的。日本地处寒热带交界处，有强烈的日光照射和丰沛的雨水，但不像东南亚一带一年四季处在热带阳光雨林的淫威之下，单调而无变化；它有北国凛冽的寒风和冰雪，但又不像北欧那样一年到头同样的寒冷，使人感觉迟钝。正是这种地理条件培养了日本特有的热寒带二重性格，犹如冰雪中挺立的竹子，具有柔韧的弹性和应变性，既热烈又沉静，既忍从又反抗，热烈中包含着沉静，忍从中包含着反抗。而且，日本人的性格中还有季节性和突发性，它不固执，犹如樱花的开与谢，在反复发生的忍从的各个瞬间中，包含着突发的反抗，但在反抗中由于自身的变化又会自暴自弃。和辻哲郎无疑是从正面的意义上解释日本人的“台风”性格，却触及了日本人性格的核心。相比之下，学贯东西、富于正义感的加藤周一对日本人的分析更具穿透力，在《日本的泪与叹息》一文中，加藤周一从日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感伤”现象入手，对日本人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状态作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日本人沉迷于感伤的世界，说明其心理中有一种感伤的倾向，从思维方式上说，就是把一切都视作虚无，背后有日本传统的“无常”心理，这种非理性的虚无，会把日本导向可悲的境地。周作人后来也终于醒悟：“日本人是宗教的国民，感情超过理智。”（《苦茶》）这样的文化风土，特别适合文学艺术的生长；日本自古以来发达的文学艺术、日本人丰沛的艺术情趣和艺术才能，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留日文学的滥情、伤感、颓废，那种挥之不去的“戾气”，还有留日作家对西方“浪漫派”文艺的偏嗜，这一切与东瀛文化风土的熏陶，应当有着内在的关系。比较一下同时期的留欧、留美文学的精神风貌，其差别可谓一目了然。
周作人与古希腊、罗马文学
？ 耿传明
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占有一个比较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他比较超脱于现实的社会功利性，从文化的根本层面上给予“新文化”以正面的建树，那就是对源于希腊文化的现代人本主义精神的输入与揄扬。这种文化眼光在新文化运动诸人中是不多见的。在《北大的支路》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我们“于普通的学问以外，有几方面的文化还当特别注重研究，即是希腊、印度、亚剌伯与日本。大家谈及西方文明，无论是骂是捧，大抵只凭工业革命以后的欧美一两国的现状以立论，总不免是笼统。为得明了真相起见，对于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古希腊非详细考察不可，况且它的文学哲学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据愚见说来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总是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它的，我可以担保”。周作人这种对西方现代文明源头的重视和考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实无出其右者，这当然与他自己通古希腊文有关。从周作人这一脉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带有某种“西方文艺复兴”的精神，而不只具有浮泛激越、急于事功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内容。周作人可以说是现代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希腊情结”的作家，特别是到了晚年，翻译希腊文学、罗马经典成为他惟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业。其翻译已不是一般的迻译与引进，而是他一生志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时代已不能使他像以往那样以自己的言说，即通过对现实社会文化批判的方式来张扬他的主张的时候，他通过翻译希腊语的文学经典来固守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文化理想，力图为中国引入一种真正异质性的文化，来推动它的更新与转换。这种努力是应该予以重视的。
一
1957年3月，周作人作诗二首，赠周甲甫。诗云：
打架妖精未是憨，任他游戏与心安。
摩登伽女如相遇，玉体横陈取次看。
万紫千红都是许，繁枝密叶已交加。
老僧已是沾泥絮，炳烛还看未摘花。
“打架妖精”，指的是性爱，“摩登伽女”出于佛典：《楞严经》里讲如来的弟子阿难遭遇大魔法，一名叫摩登伽的女子使用咒语，将阿难捉住按到了淫床之上，并施予淫行，即将毁坏阿难的持戒之体。如来知道阿难遭了摩登伽的魔法后宣说神咒，并命文殊菩萨持此咒去护卫阿难。随之，摩登伽女的魔咒被灭。周作人自己讲他不信也不懂佛法，此处也只是借用佛典，说明其一贯的新伦理主张而已。周作人一生好谈性爱，诗中描述了身为“沾泥之絮”且已年逾古稀的他，还在秉烛夜读日本色情禁书《未摘花》的喜剧性情景。这并非是知堂老人的“老不正经”，而是大有深意的，与他一生最大的梦想之一“伦理的自然化”有关。对于性爱，周作人反复强调的就是要效仿、学习自然，所以他一再地申说：“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作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规则。”（《祖宗崇拜》）这种据于自然人性论的信仰，对于促成中国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是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的，但正如被严复所修正、改造过的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所言，“天行”（自然状态）和“人治”（人类社会伦理）是有区别的，赫胥黎把与“天行”相对的“人治”称为是“园艺过程”，主宰两者进化的基本原则是不同的。这种区别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花”的培养，它不是任天演之自然、物竞天择的产物，而是按照园艺师的意愿，给予它最适宜的生存环境，才培养成功的。最美好的东西往往是最脆弱的东西，是需要人们的精心呵护才能繁盛起来，所以“最适者”并不能与“最好者”划等号，人类的道德准则也不能直接从自然界推演。面对进化伦理的挑战，赫胥黎所最为关心的是：“如果，人对这种宇宙本性的模仿与伦理的首要原则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