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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从由高效率带来的繁荣中受益。
即使在科学管理思想的最高潮时，人格化为新教伦理和个人成就伦理的个人主义信条已在衰退中了。大萧条及其后遗症导致了新的对社会价值的强调：归属的需要代替了个人成就的需要，利润和效率作为目标的作用已趋于下降，自助变成了政府帮助，自我内部指挥变成由别人指挥，实业家失去了他们以前所获得的尊重。梅奥主义者企图通过劝告管理人员培养社会技能而重建社会团结，并克服察觉出的文化差距。在工业中以及在罗斯福的“小人物”哲学中，自下而上的参与成了目标。与人和睦相处被看得比出人头地更有价值。人们被一些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抓住了，因而必须由其他的人来加以帮助。自助的学说变得陈旧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气候正在变化，以弥补经济灾难所造成的人们之间的混乱。
在现代，社会价值有些变化，但变化并不大。归属的需要仍被高度重视，但已有所削弱，因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已处于最首要的地位。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以下述社会假设为依据的，即人从工作本身产生的挑战、报酬和满足中发现他们自己的尊严和实现。趋向还是离开权力主义，只不过目前是一种反机构运动。权力平均化的要求导致了为穷人、黑人以及所有其他被认为不幸的人的计划。人们并不过于高度重视利润，他们要求实业家承担社会目标，减少经济赢利性（如果赢利性是必需的话）。雇佣长期失业者、控制污染以及一大堆其他社会问题，使管理者处于这样一种可能的冲突地位，即既要满足社会需要，同时又要使工人、顾客和债权人高兴。彼得·德鲁克曾经把这一时代叫做“不连续性的时代”。①德鲁克在以下这些方面都看到了不连续性在发展：在新的宇宙空间的技术中，在“知识工业”的发展中，在国际的经济发展中，以及在大型组织的政治策源地和思想意识的斗争中。这些不连续性代表着同以前的各种依据和假设的决裂。这些依据和假设涉及资源分配的经济安排、有关社会和政治机构的性质及目标。正是文化结构上的这些强调和倾向将继续对所有各种类型组织的领导人施加压力。
①P·F·德鲁克：《不连续性的时代：我们的变动中社会的指导方针》，纽约，哈珀…罗，1968。
权力平均化运动还未告结束，在现代之所以出现这一运动，根源在于人们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已不再抱有幻想。实业家被认为是同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城市被许多人认为是堕落的。我们的中心城市目前在腐化中，但正是其工商业区具有改造城市的资源能力。青年对工商业已不再抱有幻想，但正是在工商业区积累着资源和专门知识，这些资源和专门知识能提供工作和住宅，减少或消除污染，并解决其他迫切的文化问题。利润受到了怀疑，但利润率却又是研究和发展、投资以及整个经济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关键。生产率和效率已经不再象以前那样成为文化目标，但正是生产率使得高工资、低成本以及市场的增长和扩展成为可能。
美国在初建时是主张禁欲主义的，现在却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的社会。节俭已不再是一种美德，财富也不再是一种羡德。圣经上有关是和非的论述正在受到“情境”伦理的威胁。正是在未来，社会结构面对着它最严重的考验。正是在这个不确定的社会价值变动的未来中，管理不得不鼓起它创造性和人类理解的最大力量，以便服务于有目标的努力。
政治环境有关个人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哲学假设和现实，深深地植根于有关人的性质的假设中。早期的政治哲学是以下述假设为依据的，即一个自然国家中的人基本上是不讲理性的畜生，只有通过某种集中的权威才能使之文明化。组织机构反映了这种假设，而权威的合法化则趋向于以某种由来已久的或神秘的权力源泉为依据。以亚当斯的神授权力为依据的君王的神圣权力就是这样一种权力源泉。被体现于礼节仪式和祖先崇拜之中的部族禁令也是一种权力源泉。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就是最高权力存在于君王或国家手中这种思想的代言人。
约翰·洛克同这种命令哲学相决裂而为立宪政府建立了框架。同新教伦理、市场伦理以及启蒙哲学时代相联系，自由的伦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权力源泉和新的权威的合法化。同经济思想相联系的政治思想信奉着个人自治的假设，这种个人只被他们追求财产、财富和幸福的自我利益所引导。这种自由放任的环境为产业革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帮助并支持了销售和生产中的革新，并从政治上支持企业家。但即使在自由放任思想流行期间，也存在着通过国会调查来控制个人滥用权力的早期尝试。虽然这些尝试一般并未取得成功，但它们反映了立宪政府所提供的社会牵制和平衡的总纲要。
早期的美国政治思想遵循着自由放任的假设，直到内战以后的时期。日益增长的对政府和企业之间非神圣的联盟的抗议，以及对“掠夺大王”滥用权力的抗议导致了对企业活动进行管制的立法。第一项立法是有关铁路的，在铁路上这种滥用权力最为严重，然后是反托拉斯立法。劳工立法比其他管制手段的制定稍迟一些，但也很快得到了通过。有关对工时、劳动条件以及童工和女工进行管制的法律较迟才被法院承认为政府活动的正常领域。
十九世纪仍比较自由放任，但到了二十世纪，工商业中的政府作用日益增强了。“新经济学”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把政府在促使经济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中的作用置于首要地位。罗斯福的“小人物”哲学中，劳工立法导致了工会成员的激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1946年的就业法公开承认政府在维持高度就业水平和支持经济活动方面的职责。在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和其后的劳工立法中，对工会力量提出了某些抵消力量。保护消费者运动使得企业采取了产品安全、产品保单、标签、广告以及其他许多保护消费者的计划。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 ）是现代版的厄普顿·辛克莱（Uptoll Sindair），其题材既涉及企业的措施，又涉及对企业进行管制的措施（如州际商业委员会）。人事措施更加受到立法和行政法令的限制。同工同酬法（1963）、民权法第七条（1964）、就业法中的年龄歧视（1967）、职业安全和健康法（197。）以及职工退休收人保障法（1974）对管理人员工作的冲击类似于三十年代政府刚加足了马力的日子。
有关同“财产权”相对的“人权”的谈论已成为一种时髦，忘记了洛克关于没有财产权就没有人权的告诫。
在管理决策中，政治环境将继续是极端重要的。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贸易和关税政策、对外政策、防务开支、产品管制、工资物价政策、反托拉斯法、就业措施、污染控制、城市问题以及政府对其他社会计划的强调将继续影响到工商业方面的目标。政府的管制和控制也许将日益增长，以便从不连续性中产生连续性，从混乱中产生条理。这种集中化和管制也许会使僵化的平均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创造性和成就失去其价值。①为了恢复革新精神和进步，也许不得不削弱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二十一世纪的管理人员将会发现一个相对自由放任的政治和经济哲学的新时代。
①杜兰特为现代人指出了以下一段有意义的话：“因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更简单和更平等生活的种族记忆而潜伏在每一个现代社会中。当不平等和不安全无法忍受时，人们就欢迎回复到这样一种情况，对这种情况他们记起了它的平等而忘记了它的贫困，从而把它理想化了。”W·杜兰特：《文明的故事第一部分：我们的东方传统》，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35，第18…19页。
小结这是一段漫长的路程，但它还仅只是开始。在这整个路程中，管理被看作是所有的有组织的努力所必不可少的。管理的基础在于经济地分配和利用人力及物质资源，以便实现组织目标。但管理不只是一项经济活动，它是必须把各项资源在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塑造成为恰当的组成物的一种概念框架。管理思想是反映管理活动的镜子。管理思想为职能提供形式，为实践提供哲学。
图22一1 现代及文化环境的概要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