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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自从有组织的努力开始存在的时候起，控制这种管理活动就存在了。控制活动对计划的和实际的行动进行对比评价，以便在必要时采取纠正行动。它是管理活动周期的终结阶段。这样，控制深刻地反映了调节的要求。在工业化以前的社会中，控制是以单方面的命令和严格的纪律为依据的，很少尊重被控制的人。工厂带来了更多需要加以控制的因素，但企业家既不能依靠宗教的权威、军队的纪律，又不能依靠国家的法令来进行控制。部件的标准化对控制有某些帮助，但广泛的劳动分工以及不习惯于按高精度公差来工作的不熟练劳动力阻碍制订任何复杂、可靠的控制系统。作为提供决策信息手段的会计还处于较为粗糙的状态，而成本会计除了查尔斯·巴贝奇的一些描述性的早期企图以外，还没有被制定出来。
科学管理强调通过实验研究来制定精确的定额，并在工时和成本的衡量方面作出改进。正如在早期工厂制度中那样，控制的重点放在材料、日程安排和生产职能的其他方面上。在这个时代中，进行计划和控制的第一个重要的图解辅助工具是由甘特制定的。早期的工厂主和教会人员联合起来向工人灌输一种“工厂精神”；而泰罗的“精神革命”也企图使管理当局和工人同样地认为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企图虽然一般都失败了，但它们都力图使目标内在化为既是一种激励措施，又是一种控制手段。所以，认为对目标的内部参与会减少外部控制手段的需要，在管理思想中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假设。
对梅奥主义者来说，控制不是一种外现的职能。管理人员要能够意识到外在控制手段的非正式反应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工人。强调感情而非逻辑的主张一旦被理解以后，就可能使管理人员修改任何严格的外部控制，打开信息交流的渠道，发展他们的人际关系技能，并承认团体影响对管理人员工作的重要性。玛丽·福莱特要把控制非人格化为服从形势规律，而巴纳德则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团体接受管理的权威和标准的限度内，控制才是有效的。一般说来，社会人时代使任何外部控制的严格概念趋向于缓和。控制日益成为对管理当局提供的诱因的一种民主的、内在的参与，以及管理人员所显示出来的一种社会技能。
R ·C ·戴维斯强调了控制时机的选择，从而对控制职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事先”控制通过恰当的计划，准备和工作调度来进行；而“同步”控制则是当工作正在进行时实现的。戴维斯的控制概念增加了法约尔思想的深度和实际性。
通过管理过程学派而重新出现的对一般管理理论的兴趣把对控制概念的理解从生产控制扩大了。控制被看成是一个各种活动循环过程的完成，并导致重新计划、重新确定目标以及其他改正活动。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控制论的概念以及信息系统的发展联合起来使反馈在管理控制中的作用加强了。通过计划评审法对大量数据进行电子计算机的处理，就可能实行更复杂的控制。现代的组织人道主义企图降低组织结构中的僵硬性并承认控制对人的因素的影响。现代的新“精神”是自我实现，再次提出了人应该把组织目标内在化为自己的目标，并把它们看作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愿望的一种手段。
我们年青的同时代人似乎不大倾向于按其表面价值来接受他们长辈的命令。
当这些人开始承担公司生活中的职责时，将会对以前所珍视的评价和衡量工作成绩的概念产生疑问。“做你自己的事”可以是一种愿望，但历史表明，在这种个人理想和团体成绩目标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冲突。另一方面，历史也表明，中央集权和集中控制会造成对加强控制的反抗和革新精神及个人成就愿望的降低。企业组织正如政洽制度一样，将继续存在着这种个人同系统之间的冲突。
具有提高效率的潜力的控制措施本身就包含着它们自我破坏的机制。集中控制的程度愈高，就愈不合个人的口味。愈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把活动集中化，则满足当地需要和允许个人酌情处理的灵活性就愈低。总之，控制职能的制度化加速了现代工艺技术的发展，但大量的规则、制度、程序以及制度化的其他措施又可能对个人和组织两者都造成机能失调的情况。
为了有效地利用资源，将来还会存在着这方面的压力，而现代控制概念能为达到这个目标作出贡献。但是，也将存在个人同系统之间的紧张状态，并有忽略控制目标和控制手段的危险。控制论可能更多地强调外部控制措施，而人的价值却要求目标的内在化和自我控制。博格斯劳（Boguslaw）把系统概念看成是人对自然界进行控制的一种措施，这的确是在管理思想的整个演变过程中一直存在的一个古老的主题。但系统概念的最大威胁“正是存在于它可能成为人对人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①今日和明日的系统设计者会造就出亨利·甘特在《新机器》一书中设想的那种新的优秀领导人才吗？或者，系统设计者将会作出部分和整体之间的令人偷快的那种安排吗？那种安排将保存我们曾长期对之追求的那些人类价值。正是这个难题，将成为未来对管理当局的挑战。
①R·博格斯劳：《新乌托邦．系统设计和社会变革的研究》，恩格伍德·克里夫斯，新泽西，普伦蒂斯…霍尔，1965年，第204页。
文化环境管理思想是多种学科的综合和多种力量的产物。从我们整个的研究过程中，我们看到工艺技术、变动的文化价值以及个人和机构安排的消长对管理思想是如何发生影响的。有关我们在实现目标的有组织努力中对资源分配和利用的设想是受到我们的文化严重影响的。但我们并不是奴隶，并不是被动的，并不是预先决定或预先注定在某种大的文化舞台上扮演我们的某种角色的。我们的思想反过来又在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塑造和改变我们的环境。
经济环境管理植根于人们的经济问题之中。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广义的经济研究，它涉及以一种确定的方式生产和分配经济价值。但管理的范围不限于经济，即企业、机构。在以一定数量的资源、追求达到一项或多项目标的所有各种类型的努力中，都必须创造并维持经济价值。政府是由有一定限额的税款支付的预算来维持的。教会依靠并非永远丰足的捐献来维持。其他组织也面对着这种资源的短缺，必须从事管理活动以满足其多方面的需要。
作为一种活动的管理也是一种资源。它指导各种努力，使其更为经济，从而提供出一种创造价值的能力。但经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承认管理是创造价值过程中的一个合理的因素。土地和劳动最早被认为对经济是至关重要的；以后，随着教会对高利贷的指责的放松，资本也被人认为是一种资源。但管理只是近来才被作为一种资源。十九世纪对管理职能有某些认识，但直到二十世纪我们才承认管理是一种能适用于所有各种类型组织的独立职能并对之加以研究。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管理问题已变得如此尖锐，以致要求把它们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
早期的团体存在着经济的问题，但它们只是按照过去的方案，或者以命令分配资源的哲学来对其加以解决。作为文化复兴一个组成部分的市场经济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思想。工艺技术的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工厂制度的基础。
随着蒸汽动力的出现和文化价值的变动，经济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方面。工厂制度在管理上和更广的文化上都产生了一些问题。管理上的问题造成了对管理进行研究的需要，文化上的问题使得管理人员对环境负责并意识到环境成为自己的第一需要。
自从产业革命以来，科学和技术发展得很迅速，这种发展持续地对管理学者和实际管理人员形成了应付更新、更困难问题的更大压力。能源、信息交流、材料、运输以及工艺技术方面的进步使管理活动从国内系统发展到国际贸易的世界。
在本书的整个研究中都应用了钱德勒的周期来表示经济扩展如何导致管理思想的变化。随着资源的积累，管理问题堆积起来而各种力量也兴起了，这导致了合理应用资源的需要。形成了各种经营管理结构必须适应于各种工业战略，而管理人员不得不在运输、动力、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