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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腹部被连插三刀，加上彭老总在西北战场死死拖住胡宗南不放，山东许、谭兵团又积极行动，吸引住大量国民党军队。蒋介石、白崇禧（国民党的“小诸葛”）等顿时阵脚大乱，疲于奔命，手足无措。“哑铃”的两个“把”
（陕北、山东两个重点），被置于无用武之地，哑铃的“柄”却被折断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斗智艺术多么高超，蒋介石、白崇禧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等他们定下神来苦思对策重新反扑时，刘、邓已在大别山逐步站住脚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对金陵城的威胁，一定要设法排除。蒋介石等不惜老本，孤注一掷，但以后的日子每况愈下，无可亲何？！
回顾这段历史，老一辈革命家的“谋全局”的形象，历历在目。毛泽东当年运筹全局，但始终把握中心环节，大别山这只棋是要棋，只要这只棋活了，全局皆活。局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这是解放战争中的重要一幕，是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目的和总路线服务的。自此之后，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加强战略意识，立足全局，如此重要。那末怎样处理战略与战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呢？毛泽东说过，我们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个概念，这就是：
战略上（全局上）藐视敌人，战术上（局部上）重视敌人；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毛泽东精辟阐述的全局与局部、质变和量变的辩证法，是需要我们认真领会和思索的。一切神机妙算，皆出于此。毛泽东解决了古今中外兵家的难题：从全局上看，敌强我弱如此悬殊，那么怎样才能以弱胜强呢？这就要我们在局部上造成我强敌弱的态势，逐步消灭敌人。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当我们取得许多局部胜利之后，总体上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变化，再通过最后的决战，夺取全局的胜利。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是以弱胜强的三大通则。
从战略上说，我们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敌人处于战略的外线，居于战略进攻地位，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则处于战略的内线，居战略防御地位，应自觉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决定的。
从战役战斗的作战方针来说，我们采取的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正好相反；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作战方针。如果战役战斗方针同样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那就无法形成优势，也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毛泽东的斗智艺术高超，恰好表现在正确处理战略与战役、战斗之间的关系上。
由于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方针，就不但在战场上（局部）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全局）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则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从全局来说，敌人处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占统治地位；而从局部来说，我军则处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占统治地位；许多局部的质变（对全局是量变）必将影响全局的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之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
妙就妙在这里：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对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民众条件两个长处，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阵地战和游击战只作为辅助的作战形式。主要采用灵活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以几个师对敌一个师，几万人对敌一万人，几路对敌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一战如此，他战皆然。星星之火，终于燎原。我之小块革命根据地，逐渐变成大块，解放区先是分散的后来逐渐联成一片，以至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是辩证地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无不闪耀着毛泽东的斗智辩证法的光辉。尽管未来战争因条件变化会有新的打法。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则仍然是适用的。
前面我们说的是战争年代的情况，和平时期是否也有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呢？回答是肯定的。况且战时的全局观念必须依靠平时来培养。
战略上（全局上）藐视敌人，战术上（局部上）重视敌人，这是普遍真理。既敢于胜利，又善于胜利，就能无往而不胜。否则非左即右，要多花代价就是了。
智者会辩证地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愚者会把两者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谋略水平如何？同敌手较量见胜败，与同僚相比见高低。
第十六章效益优化
效益优化，是军事谋略的重要原则之一。军事谋略要求巧于运筹，善于智取。智取总是同蛮干相对而言的。斗智的目的就是要重效益（战果）。一个企业的经营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本小利大的最佳方案。一个指挥员打仗，也是这个道理，总要以最小的代价谋取最大胜利。有的仗花了很大代价却自己打败了，有的仗把敌人打跑了，或打个平手，打成击溃战，有的仗虽打胜了，但己方伤亡太大，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有的仗代价小、胜利大，称之为漂亮仗。是否用智和用谋，是否巧妙，结果不一样，显出指挥员指挥艺术和谋略水平的高低。这里不仅有个政治责任心问题（勇敢、负责），而且有个科学态度和方法问题（智、巧）。指挥员的职务越高，越要讲科学，越要求智勇双全。绝不能以部属的生命当儿戏，一着不慎，就会增加许多无谓牺牲。指挥员要懂得上中下策比较，择优用谋。
一、以最小代价谋取最大胜利
戚继光说：“夫大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算得多，算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血报朝廷，敌来只是向前便了，却将行伍等项，平日通不知整饬是也。何谓糊涂战？不知己，不知彼是也。”①
显然，戚继光是反对“舍命战”和“糊涂战”而主张“算定战”的。所谓“舍命战”，就是凭匹夫之勇打无准备之仗。所谓“糊涂战”，就是不了解、不分析敌我情况打莽撞仗。所谓“算定战”，是先谋后战，从各方面权衡利弊、严格计算，合算才打，不合算不打。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讲了一篇谋略中的军事运筹学道理，至今仍然很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知道，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战争，也不管是哪一场战役或战斗，敌对双方的力量总是处在激烈的冲突之中，总是处在不断损耗的过穆中。损耗越大，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损耗越小，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小。而战争或战役战斗的结束，就是这种损耗的结束。
从代价理论的角度来讲，军事谋略通常以敌人的损耗为假定前提，以此
来决定投入作战的军事力量的最低限度。例如，我要全歼或击溃敌人一个师，
由此决定出我投入作战的军事力量的基本数量，这可以规定为我之主要作战
方向上的力量的投入；同时，又以敌人投入作战的总的军事力量为现实前提，
决定出我投入作战的军事力量的最高限度，这可以定为主要和次要作战方向
上的力量的总投入。如果在主要作战方向上，我之军事力量的损耗小于敌人
之力量的损耗，则称我之代价小，否则称代价不小。如果在这一方向上我以
小的代价达成了这一方向上的目标，则称以小代价取得胜利，否则称以不小
的代价取得胜利。如果在主要和次要作战方向上，我之军事力量的总损耗仍
小于敌之力量在我主要作战方向上的损耗，则称我之代价最小，否则称不是
最小代价。如果我以最小代价达成了主要作战方向上的目标，则称我以最小
代价取得了胜利。如果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