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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有思想的人都毫不怀疑，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波兰、瑞典以及丹麦等主 要欧洲国家的人口现在要比过去多得多。某些古代历史学家的夸张是不足信的。他们予 以夸张的原因显然是，即便是人口稀少的国家，当其人口聚集起来一块迁移寻找新地盘 时，也会显得很庞大可怕。除了这种庞大可怕的外表外，类似的迁移还每隔一段时间就 发生一次，所以无怪乎南方弱小的国家认为北方有非常稠密的人口。通过现今较为直接 和正确地考察这一问题，我们知道，这种推论是荒唐可笑的，就如同我国的某个人在路 上经常看到有人从威尔士和北方把牲畜赶到南方来，便立即断言这些地方是我国最富庶 的地区那样荒唐可笑。
现今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之所以比过去多，其原因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辛勤劳作， 生产出了更多的生活资料。因为我认为，一个不容争辩的命题是，若一国的领土足够大， 无需输出和输入产品，则即便奢侈与节俭的习惯并非一成不变，该国的人口也会与土地 生产出的食物保持不变的比例。在争论古代和现代国家的人口孰多孰少时，假如能明确 断言，有关国家的平均产量总起来说现在要多于凯撒时代，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我们能肯定，中国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几乎全部土地部已被耕种，大部 分土地每年收获两次，人民生活得很节俭，则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断说，中国的 人口肯定非常多，而用不着再费心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励。 不过，这种考察是极其重要的，详尽了解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非常有助于我们弄 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阻止人口进一步增长的，究竟是哪些罪恶、哪些苦难阻止了人口的 增长超过土地的供养能力。
休谟曾撰文讨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人口的多寡。虽然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人中，他 最不可能被表面现象所欺骗，但我却要怀着深深的疑虑发表与他不同的观点。正如休谟 所说，他在文章中把有关原因的研究与有关事实的研究结合在了一起，可他却似乎没有 表现出他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洞察力，未认识到他所列举的原因中有些并不能使他对古代 国家的实际人口作出任何判断，即使能从中作出任何推论，恐怕也会得出与休谟正好相 反的结论。如果我们发现古代历史上的某一时期，鼓励成家的风气很盛，因而早婚风行， 独身的人很少，则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正在迅速增加，但决不能推论说， 当时人口实际上已经很庞大；相反，而应推论说，人口很稀少，尚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 可用来供养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该时期养家糊口很困难，因而很少有 人早婚，很多男女独身，则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处于停滞状态，也许实 际人口相对于土地肥力来说已很庞大，几乎没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来供养更多的人口。 现代国家有许多男仆、女仆和其他人不结婚，休漠认为这证明这些国家的人口很稀少。 我却由此而得出了相反的推论，认为这证明这些国家的人口已很稠密。不过，我的推论 也不刁靠，因为有些人口稀少的国家，人口却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正确的说法也许是， 同一国家或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独身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可以告诉我们人口在这些时期 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还是处于停滞状态，但我们却不能据此来断定实际有多少人口。
不过，大多数有关中国的书籍所记载的一件事情，却似乎很难与上述推理协调一致。 据说，中国各个阶层的人都普遍盛行早婚。可是，亚当。斯密博士却认为中国的人口处于 停滞状态。这两件事情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中国的人口确实不可能在迅速增加。中国的 每亩土地都已被耕种了很长很长时间，很难想象土地的平均产量每年还能有很大增长。 盛行早婚的事也许并不那么确切。如果早婚确实很盛行，则就我们现在对这一问题的了 解而言，似乎只能这样来解释上述矛盾，即：盛行早婚必然造成的人口过剩，肯定受到 了不时发生的饥荒和弃婴习惯的抑制，弃婴现象在荒年也许是很普遍的，是欧洲人所无 法想象的。关于这种野蛮的习惯，我们不能不说，要证明食物匮乏给人类带来的苦难， 最有力的证明莫过于，连这种最违反人类自然感情的习惯竟然也能在人间见到。这种习 惯在古代似乎很盛行，似乎确实颇有助于减少人口。
看一下现代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情况，就会发现，虽然这些国家自成为畜牧国家以来 人口已有很大增长，但当前人口的增长却较为缓慢，要使人口增长一倍，25年的时间已 经不够，现在要三、四百年以上的时间人口才能增长一倍。实际上，有些国家的人口处 于绝对停滞状态，而另一些国家的人口甚至在减少。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不能归结为 两性间情欲的衰退。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这种自然倾向同以前一样强烈。那么它为什 么没有使人口迅速增加呢？仔细看一下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随便哪一国都可 以代表所有国家），就可以回答这一问题了。答案是，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阻 止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谓预防性的抑制，是指人们对养家糊口的忧虑，所谓积极的抑 制，是指一些下层阶级实际所处的困难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以应有的食物和照料。
英国是欧洲最繁荣兴旺的国家之一，可以拿它作为例子。对它的评论，只需稍加修 改，便适用于任何一个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
预防性抑制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影响着英国的所有社会阶层。甚至一些社会地位很高 的人，想到成家后须节俭度日，须放弃自己喜爱的快乐生活，也会因此而不娶妻。当然， 在上层阶级中，这种考虑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所考察的社会阶层愈低下，这种对未来 生活的忧虑也就愈大。
一个受过普通教育而收入仅足以使其列入绅士阶层的男子，肯定会感到，如果结婚 成家，则他出入社交界时，将不得不与中等农场主和下等商人为伍。受过教育的男子自 然会选择与自己有相同的旨趣和感情、有共同熟悉的社交圈子的女子为妻，可婚后由于 社会地位下降，妻子却不得不出入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交圈子。一个男人忍心让自己心 爱的人过与她的旨趣性情迥然不同的生活吗？他正好处在社会阶梯的转弯处，再往下退 两三步，便从知识阶层降到了愚昧无知的人当中，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并非虚构出来的 苦难，而是实实在在的灭顶之灾。要想使社会交往令人满意，人与人的交往就必须是自 由的、平等的、互利的，即相互间有来有往，而不是象食客与主人或富人与穷人那样的 关系。
毫无疑问，这种种考虑使该阶层的许多人不能遵从早恋的自然倾向。另一些人则由 于情欲较强或判断力较弱，而冲破了这些限制。这也许是确实无疑的，如果从象纯洁的 爱情这样甜蜜的情欲中获得的乐趣大于随之而来的痛苦的话。不过有时并非如此。但我 认为必须承认，这种婚姻带来的较为一般的结果，不是抑制了谨慎者的远见，而是证明 了谨慎者的远见是有道理的。
商人子弟和农家子弟常被劝告不要急于结婚，当他们在商业或农业上未谋到能养家 糊口的固定职业前，他们也往往觉得有必要遵从这一劝告。要做到自立，非得达到一定 岁数不可。在英国，人们普遍抱怨缺少农场，各行各业的竞争也极为激烈，因而并非所 有的人都有可能获得成功。
每天挣18便士的劳动者，独自一人生活也许还很舒服，若要把这点仅够一人用的钱 分给四、五个人用，他就不免会有所踌躇了。为了和自己所爱的人共同生活，他得过苦 日子，得更卖力地干活，而且只要他稍稍动一下脑子，他肯定还会意识到，假如他生育 很多儿女或随便遭到什么不幸，则他无论怎样节俭，无论怎样卖力干活，也将难免不心 疼地看到孩子们挨饿，或不得不丧失自立地位，靠教区的救济为生。每个男子无疑都喜 欢自立，害怕丧失自立能力，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英国的教 区法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教区法都更有损于这种感情，共目的是逐渐削弱这种感情，以致 最后完全磨灭这种感情。
生活在绅士家里的仆役，会遇到更坚固、更难以